船王盧作孚(56)_學達書庫

五六

　　歌樂山離重慶市區20多公里，終日雲霧繚繞，松濤聲連綿不絕。盧作孚剛搬到這裡時，很喜歡這裡的幽靜環境，但時間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盧作孚的興致。1941年冬天，盧作孚害了一場大病，後來病情稍有好轉，他就又開始了奔忙。誰知不久後，他的病情又迅速惡化。為徹底治療，民生公司向金城銀行借了歌樂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盧作孚搬來靜心養病，接受醫生的治療。

　　他也是個閒不住的人，又豈能安度這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於是，他的病房又變成了辦公室。

　　雖說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還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斷地送到他的床頭，經他一一批註後，又一份份發出；電話鈴聲不絕於耳，每日會議不斷。公司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員禁止打擾，一般的文件、電報禁止送來。可盧作孚不同意，但又執拗不過，只好同意每天在床頭召開一次公司高級領導會議，處理極少重要文件。

　　盧作孚在擔任了一年的全國糧食管理局長後，辭去了一切官職，只擔任民生公司的職務。這樣，他才總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業上來。這段時間，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讀書上。

　　盧作孚對讀書的喜歡程度超過了一般的讀書人。當初他在建設北碚圖書館時，借閱須知就是他自己親手起草的，並附在每本圖書的背唇。他以「書」的自白口吻寫道：

　　「一、請勿用齷齪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曬著雨點淋著，我同小孩一樣，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請勿用筆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種符號；四、勿將我的身體夾墊你的手臂；五、你讀我未完而停止的時候，可用書簽夾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頁上）認為標記，切不可將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潔淨的地方，望你時刻保持我的清潔；七。你不讀我的時候，應立刻把我還給圖書館，因為我等著還要去會許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裡。」

　　盧作孚對讀書有自己的深層見解。一名叫劉同仁的職工給他寫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給半日的讀書時間。盧作孚回店時這樣寫道：

　　「當此全部事業萬分緊張的求前進之日，吾輩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讀書？最好辦法，工作時間仍自己作，需要參考圖書則儘量參考圖書；工作以外，苟有時間，不拘多少，皆以讀書……上作系經驗，讀書所以整理經驗。即就個人立場說，亦不可重視整理，輕視經驗，而況社會問題比個人問題更迫切，事業要求比家庭要求更為迫切。吾輩更不可重視個人與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會與事業之成功。」

　　此時，他開始溫習英語，構思他的文章，注視著戰局的發展，圖謀著民生公司的長遠計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感謝這場病，它給後人留下了盧作孚先生許多見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給了他時間。

　　戰爭仍在繼續，可盧作孚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此時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僅僅是若干年後的問題，而且也是眼前的問題。在他的靈魂深處，有著最深的苦痛，而這種苦痛，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的肉體和精神。他不是一個喜歡在公共場所談及個人苦悶的人，總是願意一個，人靜靜地坐下來，將心事注入筆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盧作孚身邊工作、生活的人，都稱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連《大公報》的記者也這麼說。張群則說盧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協調」的東西。

　　孫恩山于1944年在美國的一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盧作孚和他的長江船隊》，他在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國實業界這位第一號創造奇跡的人，於50多年前出生於一個卑下和微賤的家庭。當他還是20歲的少年時，他開始自己謀生。今天，作為一個創造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的全國聞名人物，他已將他童年時期的許多事物忘記，然而他卻從未拋棄他在普通人民中艱苦一生所形成的個人簡樸習慣和謙遜品德，儘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看起來多少有點兒不協調。在他的新船上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謝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瓷器，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飯桌上卻只放看幾隻晉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他那被稱為家的6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

　　但是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在回憶錄中卻稱這是「我們家有史以來住得最寬、最好的房子了」。這所房子在紅岩村4號，儘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時候，美軍司令部贈給重慶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檔收音機，盧作孚得到一台。送來時他不在家，孩子們高興得一個個手舞足蹈，可三個星期後，盧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說就搬走了，送給了民生公司電臺。他的這種做法，也許有人又不理解。

　　盧作孚已是身兼數十個職務，除交通部次長、民生公司總經理、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職務外，由於民生公司投資事業遍佈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許多分支、投資企業的董事長。但他的清貧卻是那樣令人不可思議。他只在民生公司領取一份薪金，卻養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間，家人曾想買只雞燉給他吃，可家裡連這點錢也沒有！

　　那麼，盧作孚沒有錢嗎？應該說是有的。按當時的慣例，一般每個企業都要送一筆可觀的車馬費給他，外加稿費收入，為數也不少，但他將這些收入幾乎全部捐獻給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儀一針一線縫做的。

　　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他的家人幾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買票，享受公司所有職工同樣的半票優待。

　　他配有專車，但家人從未單獨用過。

　　他吃飯，照常簽字，月底從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飯也是如此。總之，盧作孚被人稱作是「一位難以理解的人」。黃炎培先生曾在一篇遊記中說盧作孚「不矜誇，不驕傲，在不斷地刻苦奮鬥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來，他是耐勞耐苦的，是大公無私的，是謙和周到的，是明決爽快的，是虛心求進的，是富於理想又勇於實行的……」盧作孚正是以這種無私的獻身精神，贏得了社會的普遍讚譽。

　　1942年，盧作孚病癒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設。這時的北碚已成為戰時的後方重要的科學、文化和教育中心，這裡已遷入外地各種機關100多個，復旦大學也在其中，此外還有中央研究院、國家編譯局、國家農業研究所及工業研究所、國立地質調查隊、國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來、陶行知、舒舍予、陳望道、李公樸、郭沫若、陽翰笙、田漢等領導人和社會名流、學者都曾目睹過北碚的花團綿簇、盛極一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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