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盧作孚(55)_學達書庫

五五

　　當1939年民生公司的資產增至700萬元時，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資的辦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託局出面，要出資佔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國銀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盧作孚既要依靠他們的支持求得發展，又不願讓某一勢力控制，於是他通過政學系首腦張群遊說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業；又活動陳果夫、陳立夫門下的幹員錢新之出面揚言，民生公司是交通運輸業，投資不能沒有交通銀行的份。從而形成了政學系、孔、宋、陳在對民生公司投資上的僵持局面。最後以撤銷增股，代以發行公司債券了結。由17家銀行認購700萬元的公司債券，從而形成了一債多主。互相牽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財團的吞併。

　　但是，孔祥熙並沒善罷甘休，想以暗中收買股票的辦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權。但盧作孚對公司的股票轉讓有著嚴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圖終於落空。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為國統區交通運輸的主幹。而執川江航運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顯重要。由於盧作孚深謀遠慮，民生公司同當時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勢力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官僚資本集團雖然對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舉吞併。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當局的支持和資助，又要防範被鯨吞。而對如此複雜的局面，盧作孚周旋在中央財團與地方勢力之間，變不利為有利條件，不僅維護了企業的獨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民生公司在戰前即已壟斷川江，但戰前經營的航線僅限於四川境內及渝敘、渝滬兩條直達航線。滬戰爆發後，隨著戰局的變化及後方的需要，又開闢了30多條長短航線。這些航線是：

　　為疏運上海、漢口、宜昌西遷人員、物資，開闢了長江中、下游及漢湘、宜湘、宜渝分段運輸航線12條；為適應戰時後方交通需要，開闢四川境內的短途航線19條；為銜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聯運開闢航線6條。

　　此外，盧作孚審時度勢地派輪對金沙江、烏江、赤水進行了考察和試航，為輪船運輸開拓了新航線。在其經營航線的港口，設置了辦事機構和夏棧設施，組成了戰時後方的經營網。

　　民生公司在擴展後方航線的同時，為了解決進口貨源驟減，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難，憑藉自己的技術力量，研製船用高壓水管鍋爐，自製船舶配件，以替代進口產品；以木代鋼製造木殼機動船；就地取材，試驗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術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維持了一支有效的運輸船隊，並不斷發展壯大。

　　多年後，當人們重新審視民生公司的戰時發展時，不僅解開了民生公司在戰時如何發展的謎團，也對盧作孚的經營方法作出了準確公止的評價——

　　民主公司在後方營運中，承擔了大量的公差運，所收運費極低，航運收入劇減，1939年第一次出現帳面虧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而未能扭轉。

　　那麼，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這種情況下能飛躍發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現帳面虧損，而買質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據統計，先後在48個企業投資，投資額達140萬元（戰前貨幣未貶值時）。投資總額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為25.6％，1941年為56.％。投資的範圍之廣是一般的企業無與倫比的。這恰恰應驗了盧作孚「將連帶的生產事業統一為一個或全部的聯絡」的設想。

　　戰時，中國幾家大的航運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縮，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發展。這與盧作孚的經營管理思想是分不開的。《中華水運史》評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業務本來在川江。國府西遷，川江運輸繁要幾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數之內河輪船，適應急切環境的需要，業務進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輪船在抗戰初期未被徵用，而在滬輪船亦于江陰封鎖以前駛入長江，產業保全毫無損失。

　　「長江中下游輪船自京滬武漢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價收買，增加它的運輸力量。

　　「陪都人才薈萃，民生公司大事羅致，內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項，時勢人謀兼而有之。」

　　這一評論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時勢」，而在「人謀」方面，盧作孚煞費苦心。

　　戰前，民生公司每收並一家輪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開辦以來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萬元時，增資的方式除在接收船產時以產抵資外，還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發行公司債券。1937年增資時，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為時限，老股股本分別按100％、80％、60％升值；1939年擴資時，老股又升值50％。其實質固在增股擴資，同時也是對老股進行利潤的再分配。而擴招新股的對象則主要是面向銀行資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約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後，逐漸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別遞減為30.7％、23.4％和17.2％；資產階級股份分別為29.7％、54.4％和63％，其中銀行資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權掌握在僅占股東總數的1％左右的14家銀行的手中。這一情況表明，歷次擴股使民生公司股東的社會結構逐漸由地方官紳轉向城市資產階級，並且股權日益集中于金融巨頭。股本結構向城市工商業和銀行資本轉移，可以為公司的資金調劑帶來極大便利。

　　發行公司債券是民生公司籌集資金的重要手段。繼1935年發行100萬元公司債券後，1939年為避免孔、宋財團吞併，改為發行700萬元公司債券，17家銀行認購，年息6厘，10年還清。盧作孚利用這筆資金，除付清購買船隻及其他用途的款項外，跑買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經濟的人不難看出，這筆公司債券貸款，貸期長，利息低，隨著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到償還時，只需以原購進的一小部分實物即足清還全部本息，這等於白白地獲得一筆巨額資金。

　　此外，民生公司還同各家銀行建立了廣泛而經常的借貸關係。1941年到1945年，先後向「四行二局」（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央信託、郵政匯業儲金局）貸款10次，以低於一般銀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計貸款5.28億元（折合戰前幣值170多萬元）。借期短的3個月，長的達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產等實物外，許多卻是「不實之物」。如1941年兩次貸款共500萬元，借款用途是購買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約中的抵押品則也是「借款所購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銀行3次貸款共4.65億元，則是「庫撥補貼」作抵。這種借貸關係，如果不是因為這些銀行在民生公司佔有巨額股份以及盧作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是不會建立起來的。

　　盧作孚還以民生公司修復被炸受損船舶及補貼公差虧損的名義，向政府申請了巨額補貼，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獲各種補貼折合戰前幣值280多萬元，另獲補貼美金7.45萬元。

　　當然，民生公司獲得發展的因素遠不止上述這些。如擴大提留基金，緊縮企業開支；靈活運用資金，保持企業後勁等等。

　　「沒有盧作孚，就沒有民生公司；沒有民生公司，沒有這些犧牲，也就沒有這些創造，也許不能造成戰時的那種局面。」徐盈這樣評價道。

　　盧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個島國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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