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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接著,從徐州等地前線撤下來的大量傷員要轉運入川。6月21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電示民生公司:「前線傷兵,必以宜昌為唯一後送區域,預計傷兵在短時內,有5000人至1萬人到達宜昌,設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運力搶運,必難完成任務。」而此時,擁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員外,還有緊急待運的軍工器材12萬多噸,珍貴的航空油料1萬多噸,各類公物6萬噸。「可以說全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

  真個是「八方風雨會宜昌」。

  此時的宜昌,滿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塹,灘多流急,船隻噸力轉小,運輸力有限。按常規計算,滯宜物資和人員的運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漢距宜昌630多公里,敵機頻頻轟炸,前有高山阻擋,後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亂。

  1938年9月,盧作孚這位交通部次長風風火火地趕到了宜昌。望著堆積如山的物資,蜂擁的人群,盧作孚當機立斷,抽調最得力的人員參加搶運。民生公司的骨幹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陳國光很快趕到宜昌,與盧作孚一起商討搶運大計。

  這個周密的計劃是:由民生公司領銜簽訂運輸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參加協運。計劃在40天內搶運完各種物資、人員。

  次日,盧作孚通過軍事委員會駐宜昌船舶運輸指揮部,召集所有需要托運的單位,宣佈了自己的計劃,得到各方的擁護。之後,盧作孚又馬不停蹄地去碼頭巡視了一遍,然後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雲聚在宜昌的24艘輪船的負責人和各輪船公司的負責人繼續開會。盧作孚根據長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訂出一套40天的緊急搶運計劃,確定了參加航行的船隻,定下了搶運的人員、物資數量,這個計劃採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節創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經驗,採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搶運。

  盧作孚的三段航行計劃是:「各個交運物資的單位,必須按照分配的噸位,將自己的設備器材分出輕重緩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啟運;其餘不重要的,交由木船運輸,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計劃運輸;實在來不及運走的,甚至準備拋棄。至於什麼單位的器材由什麼輪船運輸,則全部由我的父親親自分配。」盧國紀回憶說,「長江航線,從宜昌到重慶,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兩天,費時太長,必須採取儘量縮短航程的辦法,以爭取多運物資。於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由宜昌直接運到重慶外,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則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萬縣即卸下,交由其他輪船轉運。這樣就節省了一半的時間。更輕、更不關緊要的器材,再縮短一半航程,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還有的甚至運進三峽即卸下,讓輪船當天即開回宜昌。這樣,每天早晨,必有六七隻裝滿物資的輪船從宜昌開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樣數量的空船開回宜昌來,充分地利用了難得的40天中水位時間,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運輸能力,使成千上萬噸至關緊要的軍工和民用工廠設備,從宜昌搶運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據一份資料統計,抗戰初期,民生公司經由宜昌搶運入川的機關、團體、學校、工廠、醫院等單位的旅客,共約64000多人。其中搶運入川的學校有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航空機械學校、中央陸軍學校、國立戲劇學校等數十所。

  為優先搶運傷兵,民生公司調派民聯、民生、民康、民俗、民貴、民風、民元等輪船,在一段時間內集中搶運。輪船艙底裝兵工器材,艙面裝運傷兵,傷兵船票實行半價結算,傷兵眷屬按6折計算。僅1938年搶運入川傷兵人數即達1萬多人。

  為搶救難區兒童,中華慈幼協會、世界紅十字會、戰時兒童保育會等先後組織難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輪船免費運送到沿線各地兒童保育院。

  由於川江航道特點,當時只能白天航行,為了爭取時間,改為夜間裝卸。凡是次日運走的物資,當晚就先裝好船。每當傍晚,當民生公司的輪船返回宜昌時,輪船待裝,駁船集載,港機起吊的各項準備工作,均已就緒。入夜,輪、駁、岸各處燈光輝映江水,交相輝映,裝卸號子聲、起重機的轟鳴聲、汽笛聲交織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反對敵人的力量」。

  經航運界的共同奮鬥,終於在預定中水位的40天內,將堆積在宜昌的申鋼廠、渝鋼廠、航空兵站及陝酉、南京等兵工廠的器材,搶運入川,勝利結束了戰時宜昌搶運最緊張的一幕。

  整個宜昌撤退中,搶運軍工物資和工業設備器材的擔子完全是由中國輪船承擔的,其中,民生公司負擔了90%以上!

  宜昌撤退運輸的重要意義,當時曾被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頓刻爾克」,而「中國的頓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頓刻爾克的撤退並沒有什麼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美國)還要艱苦些」!

  發展後方水運,開拓戰時交通;再度赴難,改任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

  盧作孚站在船尾,望著宜昌漸漸地變成一抹雲煙時,才轉過身來,江風撲打著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頭,望著風中獵獵的民生公司的旗幟在飄揚,仿佛在與他神秘地交談。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後,1000多名川江水手給國民政府參政會寫信,那發自肺腑的聲音再次在他的耳邊迴響:

  「我們並不顧慮工錢太少,職業無保障,對於戰時的交通,曾盡了和正在盡著最大的努力,輸送殺敵壯了,搶救生產器材,護送傷員和避難同胞等,在敵人的飛機炸彈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說我們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苟延殘喘,實在不如說我們是為了抗戰的勝利。」

  民生公司不僅在經濟上遭受了重大損失,輪船經常被日本飛機炸沉,更讓盧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職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61名船員負傷致殘……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抗戰!

  盧作孚的心情異常沉重,儘管他留給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嘯的人群,堆積如山的物資仍在他的眼前晃動。他不敢再去想像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點的時間,他決不會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陽悄悄地爬了出來,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紅。

  這時,擔任警戒的船員一聲高喊:「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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