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90)_楊公素

九〇

　　我的泰萊之行，還曾引起一段小小的外交交涉。原來我國幫助尼泊爾修建加德滿都至中尼邊境的公路，我們稱為中尼公路時，曾引起印度和美國的反對，認為那是條中國南下的戰略公路，被尼政府頂住了。現在我又去泰萊，印度誤認為中國對泰萊有興趣，要干預印尼關係，或者準備要南下泰萊。不只印度，連美國那時也懷疑。他們都向尼泊爾外交部詢問。那時尼外交部長是由比斯塔副首相兼任，他向我談及此事，表示憤慨，對印、美大使的詢問認為是干涉內政。我也只好一笑置之。在當時，中、印、尼、美四國關係微妙，我的泰萊之行就不單是個人的行動了。

　　作為一國大使，要同駐在國政府交往，首先要通過外交部。兩國關係如何往往通過大使同外交部的接觸可以看出。

　　新中國的外交，自開國以來就集中統一在北京，一切都由周恩來總理負責處理，當時先是由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後來陳毅任外交部長時仍是事無大小都要經過周總理。駐外大使名為特命全權大使，其實授權太有限了，事無大小，事先請示，事後報告的規定很嚴。駐外大使一切言行都按國內外交部指示進行，一切對外交涉事件，連同如何表態的具體說詞都由外交部經過周總理批示發來電報，大使只能按來電指示執行。大使和大使館可以將瞭解的情況、對事件的分析及建議報回，聽候國內指示行動，不能自己認為是對的不經請示就行動起來。連普通招待會同外國人談話，除寒喧問候外，牽涉一點實質性問題都不能隨意表態。我這次泰萊之行，當然事先經過請示，事後將經過情形彙報。外交部對此沒有什麼反應，也就是批准我的報告了。

　　只按照規定，或者上級對某事的指示辦事，固然不會出錯，但也不是出色的大使。大使作為黨和國家的耳目，不開展活動難以瞭解情況，所以大使必須要進行活動。

　　3．大使館的招待會

　　外交大使的招待會比起正式宴會來，氣氛輕鬆而熱烈，友好而不拘形跡，但在觥籌交錯中，在握手言歡時，一個微笑，一次點頭或幾句話，往往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姿態，或者是機敏的對付，因為這畢竟是外交的聚會，反映了國與國之間或明或暗、或穩定或變化的關係，或許是歷史演變的一次浪花……

　　當大使的可以用各種理由舉行招待會，而最重要的每年必須舉行的是他所代表的國家的國慶節招待會。

　　兩國間的關係和這個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可從參加國慶節招待會的客人表現出來。一個國家的大使在駐在國舉行國慶節招待會，駐在國一般只派一位或兩三位內閣部長出席，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是不參加的。但是也有例外。記得在50年代初，印度是新興的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它在當時東西方冷戰時自稱是中立和平國家，它同東西方兩大集團的國家都有關係，所以駐新德裡的外國大使館較多。那時印度外交部曾向各國使館發出通知：尼赫魯總理因公務繁忙，不能參加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但當印度駐中國大使館第一次舉行國慶節招待會時，毛澤東主席出席了，印度大使獲得了特殊的榮譽。所以在新德裡的中國大使舉行國慶招待會時，印度的總統和尼赫魯總理都參加了。這自然是外交上的對等待遇，也是當時中印兩國相互需要友好的一種外交姿態。

　　§尼泊爾國王對中國大使招待會熱情友好

　　駐在國出席外國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的規格，由各國自己決定。1966年我在尼泊爾當大使時，加德滿都有20多家大使館，各國大使舉行的國慶招待會，尼國王、王后差不多都出席了，一般只坐十來分鐘就走。我在舉行國慶招待會時，事先不是同尼外交部，而是同王宮秘書處聯繫好，知道馬亨德拉國王和王后什麼時間來參加。在招待會開始時我同我的夫人就站在招待會大廳門前接待來賓。像這種招待會一般在請柬上寫好時間從幾點到幾點，多半是兩個小時，客人是在這兩小時內來來往往。因為許多人知道國王要來，所以招待會一開始大批來賓都如期先到了，特別是尼政府各部官員、拉納家族的貴族、將軍們、軍隊裡的現役高級將領都早早來了。國王、王后來後，我即同夫人陪同到大廳特設的座位上就坐，其他的客人照例是不坐的。在我們同國王、王后寒喧問好，國王照例向我祝賀國慶時，就有尼王族、大臣。將軍等來到尼國王、王后的面前表示敬意。

　　馬亨德拉國王非常精明，一般出席這種招待會只坐十來分鐘就走了，但在中國大使的招待會呆的時間要長些，約有三刻鐘。他還下座位來到大廳中同來賓中要人如各國大使，拉納族的老一輩的貴族交談幾句，表示他王家的風度，也自然抬高了中國大使招待會在外交社會的地位，因為有許多人平時是難以見到國王和王后，不用說同他們談話了。只有在國王走後，其他的來賓才能離開。我和我的夫人送走國王、王后後，就站在大廳門前一一送走客人。

　　在這種招待會上，當主人的大使夫婦除了至少要站立兩小時外，還要隨時注意來客的身份與地位，招呼使館人員給予恰當的或者特殊的照顧，對各國的大使夫婦要找機會前去碰碰杯、交談幾句，以表尊重和友好。舉行這樣的招待會，大使夫婦同全館所有人員一樣，在體力和精神上是勞累的，但也是愉快的。

　　§參加蘇聯大使館一次敏感的招待會

　　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凡有外交關係的各國大使都必須應邀參加。但是也有例外。中蘇關係從70年代起雖未斷交卻已惡化，雙方駐在第三國的大使館之間很少來往，在對方舉行國慶節招待會時，大使都不去參加，最多派一位參贊去。

　　80年代初，我在希臘當大使時，中蘇已開始舉行代部長級磋商，但相互對立的情緒仍很大。當蘇聯大使舉行國慶節招待會時，我在得到外交部同意後去參加了。這個外交行動出乎雅典外交界的意料，尤其引起新聞記者的重視，紛紛向我打聽中蘇關係情況，引起許多猜測。當第二年我舉行國慶節招待會時，蘇聯大使穿著全副大使禮服盛裝來中國大使館參加招待會。

　　在這裡還要談一下相反的一件事。70年代末，中國以一貫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反對以色列。而且中東阿拉伯國家也歷來以中國的支持作為反對以色列的有力背景之一。我的前任駐希臘大使，因為公務繁忙，一天乘車回館，在館門前即被使館管禮賓的同志截住說，某國大使舉行招待會的時間到了，要大使及司機趕快驅車前往。

　　於是大使的插著五星紅旗的專車趕快掉頭開走了。這位司機沒有問清楚就順著有許多大使車前往的地方開去，誰知卻開到以色列大使館去了。我的前任下車即同站在招待廳門口接待的大使握手，但發覺似乎不對頭，廳內許多來賓都對中國大使的到來感到吃驚，他一看原來是到了以色列大使館，馬上就離開回館了。他這次行為完全是下面同志與司機安排的錯誤，但這一下卻引起外交界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大使們的轟動與吃驚，以為中國對以色列的政策改變了。此事經過解釋自然得到諒解與平息。那時正在「文革」末期，他的這次行動也引起外交部的不滿與指責，甚至在「極左」思潮下要給予嚴重處分，還是當時毛澤東主席見了報告批示召回國就行了。從此可以認識到出席與不出席一個國家大使的招待會的意義與敏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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