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86)_楊公素

八六

　　我國代表團一再強調指出，兩國關係惡化甚至發生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區霸權主義，任意踐踏國際關係中和平共處基本原則的結果，也是越南當局把中國視為它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重大障礙，竭力進行反華所造成的；要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維護印支及東南亞的和平穩定，必須針對問題的癥結，堅決維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對霸權主義，否則就沒有共同基礎，難以解決兩國間的爭端。

　　第二輪談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舉行，雙方爭論的問題仍然是在談判的共同基礎問題上。

　　越方開始反對談霸權主義，後來提到的霸權主義是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並舉出許多無中生有、顛倒是非的例子。連日內瓦會議中國總理與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決軍事分界線的事，也說成是中國強加于越南，是屬霸權主義的行為。他們還反對談論越南侵略柬埔寨問題，認為談這個問題就是干涉第三國事務，中國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國企圖謀求霸權的行為。這樣，費時近半年多的中越談判除了雙方爭吵一陣外，毫無結果。

　　在北京這一輪的會談，拖的時間較長，原因是越南代表團團長請假曾回河內一次，回來後在談判桌上提出一個在中越邊境地區停止武裝挑釁的「協議草案」，把中越談判的內容限制在中越邊境糾紛這一點上，這是中國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國代表團認為兩國會談要謀求根本解決問題，雙方應當討論共同保證、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不謀求霸權的原則，在這個基礎上推動談判取得進展。在前述八項原則建議的基礎上，中國代表團提出新的建議，即中國政府願意承擔不謀求霸權的義務，與越南方面共同宣佈遵守五點，即

　　一、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兩國關係；

　　二、不在印支、東南亞地區謀求任何形式的霸權；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國家，不發動侵略戰爭，不實行軍事佔領，已派駐外國的軍隊立即撤回；

　　四、反對為任何國家集團的霸權政策效勞，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

　　五、不在別國設立軍事基地。

　　總之，中國代表團一直堅定明確地主張，如果越南方面確實願意恢復兩國正常關係，恢復印支、東南亞和平，就應該與中國一道討論反對霸權主義的問題。雙方談判的距離太遠，談判就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據當時兩國關係與國際形勢，中央決定我不再去河內，即：我國河內大使館不派大使只由臨時代辦負責，雖然越南駐中國大使仍然駐在北京，這表示在外交關係上中國對越南的一種冷淡。降格態度。我於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臘當大使，從此就同越南沒有來往了。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越兩國在武裝衝突後進行談判，引起了各國的關心與注視，更引起各國新聞記者的重視，雖然同越南建交的國家不多，而要求採訪中越在河內談判情況的記者卻不少。在每次會談後要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國代表團就成了各國記者提問的中心。由於雙方商定不公開對外洩露談判的內容，所以對於記者的詢問，韓念龍團長只能談一些我國一般原則性意見，滿足不了記者的要求。

　　當時各國新聞界關心的是中越關係如何發展，中越會不會繼續作戰，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什麼，是否有妥協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協等等。各國駐河內的大使也常找我瞭解情況，我與他們約定，在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後再約時間同他們一一會談。

　　所以在中國代表團結束第一輪會談返回北京時，我尚留在河內一個時期，除與越方商量第二輪會談的事宜外，主要時間是與各國大使會見，告訴他們我能告訴的會談的情況，並說明中國政府的方針，會談將繼續，戰爭將不再會發生。

　　在北京談判時，駐北京的外國記者較多，每次記者招待會提問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兩次招待會，並經過允許透露了我國對越南援助約200億美元的主要內容，包括軍火援助項目，這些從未公佈的數字引起了記者們莫大的興趣。

　　3．出使希臘：「文化大使」，傳遞友誼

　　1980年我被派去希臘當大使，這在我外交生涯中增添了另一種經歷。

　　§希臘：西方文明的發源地

　　希臘是我久仰的文明古國，被稱為西方文化的搖籃。在人類歷史上曾有它光輝的功績，處處都有名勝古跡，神話般的遺址。愛琴海環繞希臘半島，風光秀麗，景色迷人，成為世界旅遊的聖地。我接受任務後，即在出國前儘量學習瞭解希臘的情況與歷史，可惜那時尚找不著一本介紹希臘的中國書籍。有一本翻譯的（希臘簡史），是第二次大戰時美國為在希臘登陸的美軍之用印刷的，內容十分簡單，而且多半為了美國士兵知道希臘風俗人情以及如何對待希臘人而寫的。我感到我們的知識文化界原來被稱作「言必稱希臘」的，竟對希臘瞭解得如此之少。

　　在兩國關係來說，中國與希臘在1972年6月建立外交關係，1973年互派大使，1979年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訪問中國，中國外長也訪問過希臘。兩國簽有民航、海運、文化等協定，因希臘那時是海運大國，擁有世界航運中最大的噸位，但中國那時對外貿易額小，航運不發達，又兼兩國商品結構不對路，在通商、貿易方面數額很小。但兩國間沒有任何糾紛，也沒有什麼需要合作或解決的問題，彼此互相尊重，是屬一般的友好國家。

　　我去雅典擔任大使時，正是希臘加入歐共體後國內經濟調整時期。在對外關係上，希臘與土耳其歷來是敵對國家，又因為塞埔路斯問題雙方唇槍舌戰，愛琴海天空佈滿火藥味，關係緊張。這些情況我們只能作為一個中立旁觀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對局勢的發展卻要十分注意。

　　我這次去希臘，只有外交部囑咐要保持友好，注意地中海及巴爾幹情況發展外，遠不像去河內時那樣受重視。

　　但是我自己要問去希臘當大使要作些什麼？當然是發展兩國友好關係，進行調查研究，找出發展關係的可能與共同點。我除了呈遞國書、拜會希臘政府軍政各部及議會負責人、縱談中國情況和兩國友好外，還常約會希外交部秘書長，闡述我國對外政策和對國際事務的態度，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關於國際間的重大事件，希臘政府也願意知道中國的態度。自然我也要瞭解希臘政府的立場。在這些方面我們增加了相互瞭解。希臘方面無論是外交部或其他部門都不大知道新中國的情況，但卻對中國有興趣，這給我闡述我國情況的好機會。希臘是民主開放國家，各國大使的活動不受限制，我除了與執政的新民主黨發生交往關係，對於其他政黨、議會反對黨，無論左派、右派都可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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