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79)_楊公素

七九

　　那時對於各國記者來華，外交部控制得很嚴，而許多國家的記者都要來華看看中國「文革」以來的情況，他們不能以記者身份來，於是他們有的作為旅行者，有的作為其駐華使館職員的親屬，有的在參加廣交會後以商人身份到內地旅遊。我們只要發覺都十分注意他們的行動。

　　還有一件現在看來非常可笑的事，就是旅行者未經許可不許照相，特別在發生了意大利記者安東尼奧尼訪華後回去寫了一篇對新中國的報導，裡面談到我國許多落後方面。當時「文革小組」極為不滿，掀起了對其文章大興問罪式的批判。這樣，不許外國人看落後的，不許外國人照相，旅遊者說中國落後面就認為他們不友好，對他們的接待也就不友好了。為了這些事，沒收相機，把相機內已照膠捲曝光的糾紛層出不窮。我們只好寫報告請示周總理指示，現定允許外國人參觀的地方就應允許其照相。經過總理批示後，我們就有了上方寶劍，對各地參觀點及「極左」分子有所約束，接待中減少了不少麻煩。

　　3．「風景出口」與「外匯掛帥」

　　旅遊團來遊覽我國的名山大川、名勝古跡，是不是「風景出口」？這樣的問題現在看來是一個笑話。那時遊覽長城、西湖、桂林山水，都認為是供資產階級吃喝玩樂。外國旅遊團來了，人半隻安排他們參觀大寨、大慶、砂石峪（「窮棒子」辦社的典型）、林縣紅旗渠、七裡營公社、南京某小學的兒童歌舞團、看樣板戲等等。因此全國開放城市只有30多個。

　　外國人參觀長城、故宮、明十三陵、大雁塔等，怎麼能稱為「風景出口」？我在領導小組上提出要改變這種不正確的觀點，主張大大開放中國的名勝古跡，讓世界人士認識中華文化及秀麗山河。領導小組同意後，寫報告經周總理批准，全國開放了130餘處參觀地點。其實，這種批「風景出口」的「極左」思潮，早已不得人心。報告批准後，全國各地都要求開放，我們一時反而招架不住。因為作為對外開放城市供外賓參觀，那時要由旅遊局報告，經國務院批准。作為開放地點，有許多好處。那時供外賓食、宿用的物資並不多，開放的地方可以批准「特殊供應」，可以改造賓館（但多半是由舊高級招待所改裝的），交通方面可以增購汽車，火車可留給軟臥等，這些好處都是當時各地方當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那幾年去各地方考查，確定是否開放和開放哪些點，大受他們的歡迎。

　　再就是要解決對所謂「外匯掛帥」的批判。在「文革」初期破「四舊」、批「修正主義」時，旅遊局內造反派雖然在鬥爭「走資派」的具體對象上有分歧，但認為旅遊掙外匯是錯誤的這點是一致的。

　　初期，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旅遊局造反派時也曾說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旅遊機構是掙外匯，我們的方針完全不同，絕不是為了賺幾個錢，『文化大革命』前掙取外匯的觀點是錯誤的」，又說「我們不是掙取外匯，而且爭取同情」。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鬥批改」階段，周總理說，「我們的旅遊事業不是為賺外匯的，就是招待外國朋友來中國訪問參觀。但也允許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費來看看，完全拒絕不行。」這樣才開始接待自費旅遊團體。

　　關於對旅遊收費問題我受到兩方面的夾擊。外交部的領導要求旅遊局不僅不能再賠錢，而且要掙外匯，而局內同志卻反對對所有旅遊團收費。周總理在一次談判接待旅遊外賓問題時說，旅遊局光賠錢不行，對應該收費的還是要收費。於是我們就根據這個指示寫了一個關於收費問題的報告，經周總理指示，收費原則是「開支加手續費」。開支指旅遊者在華的食、宿、交通費等，那時參觀各個風景名勝點是不收費的，有的地方如明十三陵地下宮殿、故宮、各個博物館也只收少量的費，比如頤和園只收兩角，而北海只收五分錢。手續費初定為8％。

　　那時一切來華旅遊者都通過旅遊局聯繫經同意後，通知我駐外使館發簽證，來華後由國際旅行社接待。旅遊局（國旅社）既沒有旅館、飯店，也沒有汽車等交通工具，所有旅遊者的食、宿、交通工具等費用都由各有關飯店、火車、航空公司及汽車公司拿去，旅遊局得到的只是一點手續費。而這點手續費是由旅遊局給每個團派去的陪同、翻譯人員的服務得來的。所有旅遊者花的外匯都統統上交給財政部，財政部每年給旅遊局一筆款子用來支付旅遊者在各地的食宿、交通等費用。那時除新修建一個北京飯店新樓外，北京還有新僑、前門、民族等飯店，能接待旅遊外賓的床位只有2500個，但多數設備陳舊，服務質量不高。關於收費，新北京飯店一般房間原來規定每天50元、30、20元不等，後來又改為90元、60元、40元三等，全國以上海錦江飯店、新北京飯店為最高。對旅遊團收費，經過幾年的討論，逐步有了共識，財政部在1975年後還規定了我們收入外匯的數字。從我的記錄本的記載，旅遊局在「文革」期間的收入情況如下：

　　（1）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4年實行新收費標準，共計約八年，共接待人數13，514人，收入66、67、68、69四年，正是批判「外匯掛帥」時期，收入多少無賬可查。②1971、1972、1973年，開始收取外匯，三年共收入美元2,673,649元。

　　（2）1974年實行新的收費標準，到1977年共四年，共接待人數80，345人，收美金30，321，830元。這四年具體接待外國旅遊人數及收入外匯如下：

　　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美金373萬元。

　　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美金641萬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美金817萬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美金1,400萬元。

　　四年累計平均每年增長率為49％。

　　（3）1978年財政部給旅遊局的任務是收外匯五千萬元。我在這年8月調離國家旅遊局，在我的筆記本裡記載該年1至6月共接待外國旅遊者49,955人，收取外匯2020萬美元，時間過半，但任務未過半。

　　4．周總理親自處理旅遊事件

　　自1972年我負責旅遊工作以來，除了對內搞運動外，對外接待工作也出了不少事。周總理指示要對送上門來的外國人做工作，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中國的「新成就」和對外政策。而許多外國人假借旅遊團之名是來中國瞭解情況，觀察虛實，瞭解中國內外政策的，凡是旅遊團提出要求要會見中國領導人、與學者專家舉行座談時，我們多數是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許多方面的負責人、領導者、學者專家都受到批判，帶了「帽子」，後來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報》上登載了他的名字，就使全國人知道這個人是沒有問題的可以站出來了。因此許多人願意接見外國旅遊團，因而可以在報上登載他會見外賓的消息。我們約請很多中國名人同外國各種旅遊團會見。除周總理外，有徐向前元帥、郭沫若、胡繩等。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同外國各種旅遊團座談的次數更多。他們不僅要知道中國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文革」的情況，而且還要知道中國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以及中國的對外政策，這是我們宣傳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反對兩霸政策的好機會。當然我也遇見過一些較難回答的問題，如問為什麼你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許多國家那時只反對美國而不反對蘇聯，對於我們反對兩霸側重反對蘇聯很不理解，有時在座談會上發生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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