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78)_楊公素

七八

　　旅遊局接待外國人幹什麼？這是當時恢復旅遊工作的一個有爭論的大問題，也是對過去及那時的旅遊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一來，「極左」思潮批判旅遊局是搞「外匯掛帥」，只要經濟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接待外國人吃吃喝喝、遊山玩水，這是「風景出口」，是為外國資產階級服務的，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旅遊，要統統砸掉。旅遊局應接待外國的左派，要邀請外國的中下層及友好人士。所謂邀請，就是要請這些人來，一切費用由旅遊局支付，有的甚至連來華旅費也由中國出。自然要求來華的人就很多，有的是來學習的，學習中國革命，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有的是來瞭解情況，「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麼；有的是來摸中國的底，中國究竟成了個什麼樣？總之，來華的目的各不相同。旅遊局接待的方針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傳播到世界各國去，要「世界一片紅」。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負責同志找我，要我去旅遊局負責業務工作。旅遊局原是國務院直屬機構，在「文革」期間同其他許多對外機構一樣都劃歸外交部領導，因為外交部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的。我表示堅決不去。理由很簡單，第一我不懂旅遊，從來沒有接觸過；第二，旅遊局內部派別鬥爭很尖銳，我管不了也不願管這些事；第三，旅遊局有軍代表負責就行，何必要我去。這樣回絕，拖了幾個禮拜。

　　後來一位部的領導同志對我講，你還是去吧，這是在周總理那裡定下的。他說總理開會要外交部派一位業務幹部去旅遊局抓業務，軍代表只管政治運動，當場就決定要楊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總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懷著十分不情願的心情，於1971年秋去旅遊局，當了領導小組副組長，負責抓對外業務。組長是軍代表，他後來在1972年調走了，我就當上了領導小組組長。我經常接待外國客人。他們對於中國那時的領導小組弄不清。因為在全國上下，上自各部（除外交部外）下至一個公社，都叫領導小組，分不清上下級。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請中國旅遊局長去訪問，他們一再問領導小組組長是個什麼職務，他們便於接待。於是經過外交部正式通知這個領導小組組長就是正司級的旅遊局局長，這樣我的名位在旅遊局才定下來。

　　旅遊局在「文革」中有不少的造反派，後來聯絡成兩大對立的兩派。自「三結合」以來，軍代表為首的領導小組吸收了兩派頭頭參加，原來的副局長已被解放的有兩位，加上中級幹部代表，組成了所謂「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小組。我去後又調來了兩位原國務院外辦的和調查部的司局級幹部參加了領導小組。這樣一個領導小組，在對外接待工作上有爭論，但不很大，因為關於旅遊工作的大小問題，我們都寫報告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大家都贊成。旅遊局在「文革」以來批判打倒了一些領導幹部開除了一些幹部，有的帶上各種帽子，有的還在下放，有的已被「控制使用」，對這些人的問題一開會就爭論不休。好在有軍代表管，我可以「不置一詞」。

　　1972年以後又從外交部調來一批業務幹部，他們多半是在「運動」中受過這樣那樣衝擊的人。我對他們說，旅遊局的「運動」很複雜，你們不要參加。同時對外文委撤銷，也調來一批人，他們中有翻譯，也有「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小頭頭。這些人不大聽招呼，來了旅遊局就一門心思搞「運動」，自成一派。1972年以後，軍代表調走了，我當了領導小組長，不得不領導「運動」。那時年年有「運動」，包括「批林批孔」、「批右傾翻案風」等等。「運動」是中央文革小組發起，運用「四大」，鬧得人心不安，人人自危。「運動」一來，首先是矛頭向上，整領導，這是「大方向」。但是又要「領導帶頭」，領導要自己批自己，又要領導運動，開各種各樣的批判會。弄得我頭腦昏脹，不知如何應付。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凡是開批判會，我就把那時「兩報一刊」的文章綜合起來寫成批判稿。但那時的「運動」都是有目的整人的，我只泛泛的寫一些表面文章，滿足不了「文革小組」的要求，局內的各派都說我是中立、滑頭、觀潮派。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的日子才好過了。

　　2．旅遊局長：不搞旅遊搞外交

　　關於對外工作，情況比較好些。旅遊局是於什麼的，這個在今天看來是不成問題的事，但在那時卻爭吵不休。我去了以後，在外交部領導核心小組會上彙報了工作情況，當時部領導決定「旅遊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後來把周總理歷次對旅遊工作的指示寫成報告，確定任務。周總理批示，旅遊局的任務是「宣傳自己，瞭解別人，擴大影響，爭取同情，促進人類的互相瞭解，共同進步，團結一切力量結成國際統一戰線」。這個任務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傳自己是要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宣傳新中國的外交路線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旅遊局的接待人數報告上指示「人數可略增加，右派也可來一些」。這樣，打破了「文革」中「極左」思潮宣揚的只許接待外國左派的束縛。這裡牽涉到旅遊局接待外國人的對象問題。自「文革」以來，旅遊局要支援世界革命，只接待外國的左派，中下層工農分子或對中國友好人士。現在毛主席批示右派也可來一些，周總理解釋說，主席指示是說「文化大革命」進入鬥批改階段，外事工作要重新開始。要旅遊局搞個接待計劃。

　　接待對象問題，雖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來，但實行起來還是有阻撓。以1975年為例，全年接待有組織的旅行團5300餘人，其中左派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90％，右派114人，占2％。這裡說的左派是指當時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國共產黨組織的旅遊團。各國青年中的激進分子這時已來的少了。

　　據我瞭解，「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國的極左派來華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軍派」為最多。他們來華，手持《毛主席語錄》小紅書，高呼「毛主席萬歲」，「世界革命萬歲」，要參觀革命聖地延安和韶山、井岡山；要請當時中的造反派頭頭為他們講「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派」的情況等，其中有的拒絕參觀長城、故宮，說他們不是來遊山玩水的。這些人最受歡迎，他們來華一切費用都是減免的。旅遊局內的「極左」分子認為接待他們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1972年以後，形勢有所變化，中國回到了聯合國，建交國家多了，「文革」進入鬥批改階段，毛主席又親自出來做工作，首先在「五一」天安門城樓晚會上同各國駐華使節握手談話，連當時的蘇聯中蘇邊界問題談判代表，毛主席也同他們握手，祝願邊界談判成功。對印度代辦也說兩國要友好起來。這就是周總理說的外事活動要重新開始。只有把旅遊局內的「極左」思潮壓下去，才能接受接待右派的思想。那時所謂的右派無非是各國資本家、貴族、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及其新聞記者、商人，或者對中國不友好，說過對「文革」不滿意的話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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