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71)_楊公素

七一

　　原來西藏的外交局與我們外事幫辦處合併後，原外交局的藏族官員都和我們並在一起，成為中央機構的人員，這其中就有達賴的姐夫彭錯紮西，他曾在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呆過，漢語說得很好，他同他的妻子，達賴的姐姐澤仁卓瑪住在達賴家堯西林卡。他常邀請我們，西藏外事處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女幹部去堯西家玩，我們的女同志同澤仁卓瑪和達賴家其他女屬關係搞得很好。

　　2．印度苦心拉攏達賴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後，印度方面突然加緊對西藏的活動，它似乎對西藏不放心，怕西藏與中央接近，會使它丟失了什麼，從它駐錫金政治專員潘特幾次要求來西藏「視察」可以看出。最後，我們同意潘特作為印度官員來西藏旅遊，但不同意來「視察」。他在1956年夏季來了拉薩，他活動積極，向噶廈、貴族送禮，向三大寺和大小昭寺發放佈施，並要向達賴致敬、送禮。達賴接見他兩次，一次拜會，一次達賴宴請，我都參加了。達賴已不像1955年接見外國記者那樣拘謹，而是比較自由開放，較為自如地與潘特交談，但他仍在談後問我他的談話有什麼問題沒有，口氣只是一種應付，表示他尊重中央統一對外，但不再像過去那樣真心。

　　潘特這次來藏的活動，其最大目的是要請達賴去印度訪問。

　　尼赫魯對中國中央政府在西藏執行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不放心，不放心什麼呢？怕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影響擴大危及到他企圖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內心深處是想把西藏作為一個緩衝地帶。但是西藏的發展，如西藏軍區成立了，面藏自治區籌委會也成立了，眼看中央政府的影響一天天在擴大，他覺得他的打算要落空，於是積極地做西藏上層和達賴的工作。潘特走後不久，錫金王子又來了，利用他與西藏貴族的關係大肆活動。

　　潘特見達賴時，我在座，他們的交談自然我知道。但在休息時，達賴與潘特在花園中散步，他們單獨交談，我不便插進去。潘特隨從有一位錫金藏族秘書，他的活動，特別是他同達賴的哥哥仲譯欽波羅桑三旦的來往，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錫金王子的活動，多是深入到貴族的家中，三大寺堪布和各紮倉內部，我們更是無法瞭解。結果是邀請達賴去印度訪問。

　　潘特在三大寺、大小昭寺等發放佈施，廣為散發宣傳釋迦牟尼誕生的傳單。當時印度並不是信佛的國家，但他的活動顯示印度是如何崇敬佛教。他走後印度即發來邀請達賴（自然也有班禪）訪問印度的請柬，題目是舉行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大會，這個紀念活動是由印度政府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辦的，印度成立了以副總統拉達克裡希南為主任的紀念工作委員會，由他出面邀請達賴、班禪參加。三大寺的堪布們積極主張達賴應邀去印度，要求通過此次訪問擴大西藏宗教的影響，提出了要組成有52位僧俗官員和40多隨從人員的龐大代表團，他們到處奔走活動準備上書請願，儼然形成一種運動。由此可見潘特等活動的影響。1956年11月周恩來總理來電，提出達賴、班禪是否應邀去印完全由他們自己決定，中央完全信任他們，不作出任何安排。這個電報及時地制止了三大寺的請願活動。

　　最後確定達賴、班禪訪印人員不超過50人（實際超過70人），噶廈提出達賴不坐飛機，乘汽車去亞東，由亞東到錫金不通車的地段則乘馬。中央為了表示對達賴、班禪完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們，叫其來去自由，在他們出國後的活動，採取放任方針，一切事務基本上由他們自己處理。但要我駐印度大使館注意接待的禮遇，對達賴、班禪不應有高低的區別，以免引起赴印的西藏人員內部的不和。事實是印度恰恰用了區別對待的辦法，使班禪一行處於次要地位。

　　達賴一行於1956年11月20日由拉薩起程，21日與班禪會合，24日過藏錫邊界到崗拖。奇怪的是達賴和噶廈提出要我陪送他們過國界去錫金。在翻過乃堆拉進入錫金第一站休息時，印度來人包括外國人和記者很多，他們都要求見活佛，達賴一直要我陪伴他應付這些人。他第一次見到這許多雜亂無章的外國人，一反他在西藏時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氛，有點緊張，這些人都是由印度駐錫金專員允許來的。到了崗拖，他是錫金國王的客人，住在王宮內，當晚會見、宴請達賴，我都參加，直到次日送他到西裡古裡飛機場，這時我國駐印大使潘自力來迎接，我為他們介紹。在西裡古裡機場內又擁擠混亂一陣，達賴、班禪的休息室成了眾人的焦點，達賴很不習慣這種場面，顯得煩躁，我隨時向他彙報休息室外的情況，直到潘自力大使和潘特陪同他上飛機為止。

　　3．達賴訪印受滯，周總理苦口婆心相勸

　　1956－1957年初，達賴一行訪問印度的情況，我在《中國西藏地方涉外問題》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就不在這裡重複。當時達賴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是來自印度方面的。印度對達賴、班禪的接待是「儘量施加影響」和「區別對待」的作法，不論在住房、乘車、招待方面都故意有所不同，而把班禪處於次要地位，引起班禪及其一行的不滿，早早結束訪問，於1957年1月初即由我乘去的飛機把他們接回西藏。班禪的隨行人員計晉美向我傾訴了他們許多的不滿。

　　此外更重要的是印度方面的拉攏。尼赫魯同達賴進行了兩次談話，突出地提出：

　　（1）當時國際形勢，美蘇為首的兩個陣營的努力都有所削弱，意思是他們印度等的民主力量是堅強的；

　　（2）西藏與中國簽訂的協議，承認西藏屬中國，但中國如超出協議的範圍，西藏有困難時，印度將幫助西藏。

　　他的動機是明顯的。印度歡迎達賴時，在機場上單掛西藏的雪山獅子旗，不掛中國國旗，達賴居住的地方與他的家屬分開，招待人員全用女性等等，這些作法和尼赫魯的談話，對那些搞獨立陰謀活動的人是一種鼓勵和配合。

　　另方面的壓力是來自西藏的一些分裂分子的包圍。

　　當時在印度聚集的西藏分裂分子有幾股人，有以阿樂群則為首的西康逃亡叛亂分子，有由美國來的達賴的哥哥當彩活佛和二哥嘉樂頓珠，有以夏格巴等原西藏官員中親外國、搞獨立的分子，加上美、英和西歐國家「旅遊」居住在印度的一些人，包圍達賴喇嘛。有的要他在印度宣佈獨立，有的要他去美國，有的要陰謀挾持他去加爾各答的美國總領館，有的要留他永遠住在噶倫堡等等，達賴受到這些方面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周恩來總理及時地兩次去印度，先同尼赫魯作深入的交談，最後尼赫魯保證達賴的安全及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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