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70)_楊公素

七〇

　　這樣一來，時間拖得較長。僅就議程及第一項邊界的位置和地形的討論，就在北京進行了18次正式會議，從6月15日到7月25日才告一段落。第二次會晤在德裡舉行，進行第二項、第三項議程的討論。開始時雙方各自在會上宣讀自己的發言稿，又經過澄清問題與評論，時間就拖得很長。因為兩國總理商定官員會晤要在9月底前完成任務，於是雙方官員商定就不在會場上宣讀各自的發言稿，改為在會場交換發言稿，這樣省去大量重複稿上發言的時間。到德裡會晤的後期就沒有會場上的發言與交鋒討論，只是雙方遞交發言的文件了。雙方官員及其大批顧問專家等把大量時間都花費在會後對對方送來文件研究、提出反駁意見，準備自己的發言等方面。就這樣，到了1960年9月底才完成了第二、第三項議程，結束了關於審查雙方所佔有的事實材料的全部工作，但最後要寫出呈交兩國政府的報告時間已沒有了，雙方首席官員寫信給兩國總理請求將會晤時間限制延長，以便舉行第三次會議，完成寫出報告的任務。

　　緬甸政府總理吳努很注意並關心中印邊界問題，他想做些調和工作，在中印兩國總理同意將會晤時間延長後，他提出中印官員第三次會晤在緬甸仰光進行，雙方官員都作為緬甸政府的客人，一切生活安排完全由緬甸政府負責，盼望兩國官員們能安心好好會晤。我們同印方都接受了這個邀請，於是中印官員會晤第三次會議即最後一次會議於11月7日在仰光進行。緬甸政府給雙方官員非常優待，在當時仰光最高級的飯店，希爾頓系統的海濱飯店包了兩層樓房，中印官員各一層，全部提供飲食車輛。我駐緬甸大使李一氓及使館同志也很關心，騰出我國駐仰光商務處大院供我們辦公之用。海濱飯店生活雖好，飯食隨便我們需要，但一則老吃西餐不合口味，再者辦公寫稿討論來回坐車也不方便，於是使館為我們準備最好的廚師及伙食，我們除早餐睡覺外，整天就在商務處辦公。

　　第三次會議研究報告如何寫法。雙方爭論很大，都想以自己的發言闡述稿為主，兼採納對方的意見寫成報告，這當然是不行的。後來又探討這次會晤是否有共同點，可以將共同點及分歧點寫進報告內，這點也不能成立，因為雙方找不出共同點，就連雙方對邊界有爭議這一點印度方面也不同意，他說中印邊界沒有爭議，早有條約，自然地形（分水嶺）歷史劃定，所謂爭議就是中國侵佔了印度領土。這種無理的說法我們自然不能同意。最後只有同意兩國官員將自己對邊界的主張、闡述、對對方的主張的評論等發言彙集，作為審查中印邊界佔有的事實材料的報告。那就是說各國官員各自向政府報告自己的。

　　兩個報告如何能合為一個報告，雙方同意在前面寫一類似序言的一段文字，只談這次會晤的過程，從幾月至幾月，討論了幾項議程，報告的內容包括哪些部份。最後說官員會晤任務是困難的，對有關問題事實的理解有分歧，但一直是和諧、合作的。雙方官員，中國方面章文晉和我，印度方面梅達和戈帕爾在這近二千字的「序言」上簽了字，就算完成了這次中印官員對邊界問題的會晤。

　　會晤後不久，1961年印度外交部就這次會晤發表了「白皮書」，除將中印兩國官員在會晤中所提出的發言稿，包括雙方提出的對邊界主張的根據、證件、反駁對方的評論外，還寫了篇前言性質的文章，說明印度主張的如何正確，證據如何的翔實，並比中國提供的多得多的資料，企圖說明印度官員在這次會晤中取得了勝利，證明了印度對邊界的主張是合法的無可爭議的。我國外交部對此也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反應，於是在1961年也發表了一個「紅皮書」，如實地將中印官員會晤中對各項議程的發言及提供的證據，按照會晤時原件，將中印雙方的內容都公開發表出來，供世人瞭解會晤真相及對中印方面各自提出的主張、根據、證件等作出自己的判斷。

　　※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達賴喇嘛

　　我在西藏工作十年，同達賴、班禪兩位活佛有過不少接觸。現在我談談當時對達賴的印象。

　　1．我是達賴的下屬

　　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生於青海湟中縣祁家川村一個藏族農民家裡，5歲時被選為達賴十三世的轉世靈童。

　　1950年昌都戰役後，西藏地方達紮攝政遭到反對，布達拉宮下出現了要求達紮下臺的揭帖。10月下旬羅布林卡的官員大會上發生爭吵，於是採取降神、占卜決定大事的辦法，結果達紮辭去攝政而下臺，由未滿18歲的達賴親政，但實際仍由兩司曹魯康娃和洛桑紮西主持。

　　我到拉薩時，達賴已從亞東返回。偽「人民會議」事件後，兩司曹辭職，達賴在噶廈和經師協助下管理事務。

　　在1954年中印協定簽訂前，我們只在禮儀場合同達賴見過面，比如中央代表張經武或西藏工委正式宴請達賴，達賴宴請中央代表及中央進藏高級幹部時，我們向達賴致敬問候。

　　中印協定簽訂後，我雖是中央代表的外事幫辦，不是達賴的下屬，但張經武代表仍要我向達賴彙報了簽訂中印協定的一切情況。同時執行中印協定，有許多地方需要西藏地方政府配合。他注意地聽了我的彙報，對某些方面還提出問題要我進一步解釋，最後他簡單地說了幾句，擁護中央和印度的談判，表示命噶廈執行協定。我對他的印象是好的，他雖年輕，但表現沉著，不大言笑，對我不擺架子，說話輕聲細語，態度友好，他表示要和印度和平友好下去。

　　後來，有幾次比較更深入的接觸。

　　一次是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務委員會）組織十幾位西方記者訪藏團，其中有當時因報導朝鮮戰爭出名的英國記者威靈頓，美國記者愛潑斯坦，還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報紙的記者。這些記者提出要訪問達賴，達賴把我找去，我詳細地彙報了這些記者的情況。我建議可以請記者先提出要訪問的問題，然後約定時間會面。在記者們提出問題後，他又找我，徵求我對準備回答的意見。當時那些記者關心的是西藏地方對執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辦法的態度和情況，西藏人民生活情況以及西藏內部的制度、宗教和社會狀況等。達賴的回答，顯然是經過噶廈、經師們草擬的，還算得體。會見後，達賴宴請記者時，氣氛顯得活潑些。我至今還留有宴後合影的照片，從這張影片上，看不出達賴只是剛剛20歲的青年。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中央派以陳毅副總理為首的代表團來藏祝賀。我當時被任命為接待中央代表團辦公室主任，在關於達賴會見代表團的儀式問題我同噶廈和羅布林卡總管等協商很久，最後歡迎儀式還是經達賴親自定下的。那樣一種歡迎儀式（在後面將有敘述）既照顧西藏的習俗，又表現了對中央的尊重，達賴接受了，他是識大體的。

　　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達賴是主任，我們外事幫辦處改為西藏外事處，雖然對外工作仍是中央統一處理，而我們處的編制屬籌委會下的一個單位。達賴同時又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我是他的下屬，向他彙報、請示工作的情況就多了。他態度很好，沒有把我當作下級對待，當然更不同於他對待西藏的下屬人員，對他們還是實行西藏傳統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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