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49)_楊公素

四九

　　3．陪周總理歡迎蘇聯駐華使館北遷

　　1947年底我調到石家莊解放區救濟總署擔任秘書組長工作。董必武是解總的主任，總署實際的負責人是熊瑾玎夫婦，我們稱他們為老闆和老闆娘。他們倆是老黨員，多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黨內地位很高。解總的小事我們作主辦，大事由老闆請示中央辦公廳。老闆和老闆娘對我很好，我們秘書組三、四個人很團結，幹事積極。但是時間不長。天津一解放，解總搬到天津，我就離開解總去天津外事處工作了。

　　天津解放後，接著是南京解放，黃華由天津調去南京擔任外事處長，章文晉接任天津外事處長，我從解總調去任副處長，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各地都是用軍管會名義或地區性人民政府的名義管理。比如在天津，黃克誠是軍管會主任，黃敬是天津人民政府市長。

　　外事處軍管會，表示是在軍事時期，可以不受所謂國際慣例的限制。當時執行的「打掃于淨房子再請客」的政策，不承認舊中國的一切對外關係，清除外國在華的一切勢力。天津是除上海外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第二個最有勢力的港口，中央把天津作為執行對外政策的試點。

　　我們先進行調查研究，瞭解各國在天津所有的政治、外交。經濟、貿易、文化、宣傳新聞、軍事、港口碼頭等情況，然後具體擬出對策，報中央外事小組批准後執行。首先宣佈不承認外國在天津的外交、領事、新聞宣傳機構，所有外國官員都要以外僑身份進行登記，軍管會保護守法外僑。那時在天津有十幾個外國總領事、領事館，除了英國、蘇聯兩國總領事尚留任外，其他國家的總領事都跑了，只留下少數人其中大半是中國雇員看守館址。

　　英國總領事在我們幾次通知後曾在公安局外僑科登記，仍寫下英國總領事職務，當時外僑科的同志告訴他，只能以僑民身份居留，並要遵守軍管會的法令。

　　蘇聯總領事則同我們有來往，我們外事處同蘇聯總領館來往較多，還互相宴請。許建國那時是天津首任公安局長，他要摸清天津外僑的情況，特別是外國潛伏的間諜及其活動，也讓他的外僑科長趙明同蘇聯總領事館的人聯繫，據趙明同我講，蘇領事館中的克格勃很瞭解外僑中的間諜活動。公安局要拘留、逮捕外僑，事先都同外事處商量好，並報上級（中央外事小組）批准。我那時曾負責與公安局聯繫，配合破獲幾起外國間諜案。趙明還以文學形式寫了有關案件的劇本和電影腳本。

　　天津外商相當多，最大的有開灤礦務局，太古、恰和公司及其所屬的輪船公司。我軍進天津後即將開灤煤炭公司大樓徵用，作為軍管會辦公地址。對於這些外國公司，外事處會同軍管會財經部門進行調查清理。當時我們不承認它們為合法的公司或企業，但也不馬上取締或沒收，外國進出口商行均已登記，是否允許營業須經軍管會外貿處許可。

　　那時對外貿易完全歸政府統一管理，但並不封鎖港口，也允許外國輪船公司經營航運。清查外商外資是一項艱巨細緻的工作，外事處組織了一個專門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共同進行。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首先承認新中國的有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蘇聯原駐南京的大使館在戰爭中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去了。蘇聯承認新中國後，將大使館從廣州經海上遷來北京。外交部派我去塘沽迎接。那時大噸位海輪尚不能進塘沽碼頭，我以天津市外事處代表名義乘小輪船去大沽口外海上停泊的大船上迎接他們。蘇聯大使館從廣州來的只有二十餘人，以一等秘書為臨時代辦，乘坐我的小輪船來到塘沽。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看來沒有什麼風浪，但小輪的顛簸使我頭昏目眩。肚裡翻騰要吐，但在外國客人面前我極力忍住，滋味實在難受。在塘沽派有專列火車，坐上火車後，我精神好轉，才多用時間同他們攀談起來。那位代辦英語不錯，為我一一介紹使館人員，除幾位秘書、隨員外，多數是工作人員，還有兩三位年輕女性，他幽默地說，這幾位是我們使館的「蘇聯之花」。他們人不多，行李不少。

　　火車直接從塘沽開往北京，在前門車站下車。周恩來總理帶著新外交部十餘人在月臺上迎接，我把代辦介紹給總理，總理在月臺上致簡短的歡迎詞，現場氣氛友好而嚴肅。

　　1950年初重慶解放，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外交部派我帶了一位機要員和幾個青年幹部去重慶，負責建立西南外事處，歸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外交部雙重領導。

　　重慶在抗戰時是陪都，駐有各國大使館，勝利後外國大使館都搬到南京去了，只有幾個國家在重慶以其總領事館為留守處。我去後以西南外事處的名義，按照天津的作法宣佈他們為僑民，同時對外國勢力進行調查與清理。當時重慶軍管會駐進了幾個外國（法，英）總領事館，還徵用了原美國新聞處。我去後，西南局對外事極為重視，還專門開會聽取我的意見。我彙報了當時我國的對外政策，講了打掃乾淨房子的意義與作法，說明外國國家的房產、舊的使館、總領事館及其他國有財產是屬外國政府所有，除了交戰國外，我們不能加以沒收。如果急需徵用，必須報告外交部辦理徵用手續。西南局支持我的意見，決定有關對外事務統一由外事處負責辦理。

　　重慶也是通商口岸，雖然外國公司比天津少，但它們與我國內地聯繫卻很大，比如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它的市場不只在重慶而且遍及四川各地，要清理它的資財比較費時，同時它雇用了許多中國人作代理，更增加了我們的困難。我們還發現法國、英國、美國等國的教會勢力很大，它們設立的醫院、學校、育嬰堂等福利事業很多，教徒也不少，它們佔有房地產，尤其在鄉間更多，這在天津是沒有的，無形中增加了西南外事處的工作量匕

　　我在重慶西南外事處工作時間並不長，西藏解放後，我又被派去拉薩擔任西藏外事工作的負責人，從此，我又經歷了雖然仍是地方外事卻遠遠超出了地方性外事範圍的工作。

　　※第七章　進軍西藏

　　1．鄧小平與西藏的「一國兩制」

　　1949年11月，毛澤東致電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要求西北局負責解放西藏，西南局從旁協助。但是西北局反映從青海人藏，一年有八個月大雪封山，難度太大。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正在訪問蘇聯看了彭德懷的報告以後，從莫斯科致電中央確定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管理西藏的任務。毛澤東在電報中說：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又說：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現有很大困難，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最後要求西南局確定人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還對西北局組織進軍西藏的各項準備工作，提出了具體意見。為此，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西南局報請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張國華為書記，譚冠三為副書記，王其梅、昌炳桂、陳明義、劉振國、天寶為委員，統籌經營西藏工作。鄧小平領命解放西藏的任務後，召集了很多民族問題專家，商議解放西藏的辦法。1950年10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聯合發佈了《解放西藏公約十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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