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48)_楊公素

四八

　　第二是接待來參觀考察我區複堤移民情況的外國人。那時國共雙方對峙，中共建立的解放區對外界是個謎。除塔德及聯總人員來視察我複堤工程外，還有一些外國人，其中包括美國（新聞週刊）的沙布倫，專欄作家羅辛格。塔德來視察時，稱讚解放區是真正執行南京口頭六點協議的，並對他負責的堵口工程和與他合作的國民黨官員表示不滿，說他們工作不積極。像沙布倫、羅辛格等新聞記者對解放區情況及複堤工程特別滿意，並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講述黃河問題。在聯總人員中，我們爭取了開封辦事處主任危海甯及總部的韓森等支持我們先複堤後堵口的主張。我會見過幾位自稱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的人，他們也在聯總工作，私下也告訴我一些聯總的內幕。美國人韓森先後來我區三、四次，與我很談得來，據他說他曾在燕京大學上過學，學的是社會系，他的父親早年在中國當教師，所以他會漢語。他很贊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一直表示對中共解放區的同情，他還透露了一些聯總內美國軍人的專橫情況。後來我們解放南京後，他未走，被我軍俘獲當作特務審查，我那時任西南外事處長，曾為他寫過證明材料。

　　第三就是注意花園口堵口情況。先複堤後堵口的辦法雖然國民黨政府已經承認，但是它並不執行，按照蔣介石及其軍事要人的計劃是趕快把花園口堵好，讓黃河儘快地沖進解放區，實現他們的「黃河戰略」。

　　塔德為了顯示其工程技術，提出六個月堵口計劃，而他的堵口辦法是採取「拋石平堵」方法，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中國工程師們反對這個方案，主張用中國傳統的「捆鑲進佔立堵法」，認為按照塔德的方法要在六月合龍，即在大汛前夕合龍是不可能的。他們雙方爭論結果，自然是聯總的美國工程師培德勝利，他就在花園口安營紮寨大幹堵口工程。

　　我們去巡察時，好似進入一個宛如大軍營的「現代化」木板結構城市。國民黨政府動員了一萬七千多民夫，使用大批美制機械晝夜不停地加緊堵口工程。塔德對我們（趙明甫和我）表示很歡迎，帶領我們看他的工程施工情況，並特別請我們在他的住地吃飯，除鼓吹他的工程外，還要求我們趕快把舊堤修築好。看他那股施工勁頭，是要不顧我區複堤完工與否提前堵口合龍。那時國民黨軍正縮小對我中原解放軍的包圍，並對豫東地區展開進攻，切斷三野與中原解放軍的聯繫，花園口若堵口合龍正是實現國民黨的淹沒解放區的「黃河戰略」。所以我們並不支持塔德，認為他是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是「黃河戰略」的執行者。

　　但是從我和趙明甫的觀察，他並不是個陰謀家，也反對國民黨的政治腐敗，他是個很驕傲、自信其工程能力的「美國著名」的工程師。他反對中國水利專家的意見，要以美國的技術、財力。實現他的計劃，從而客觀上起了「黃河戰略」的執行者作用。我們這種看法得到行署領導的同意。不管對塔德的認識怎樣，他提前合龍是違反「先複堤後堵口」的協議，對我區是不利的。6、7月間，下游黃河舊堤正緊張搶修時，國民黨以幾十萬大軍進攻我中原、蘇皖兩解放區，花園口東部工程的棧橋架設剛成功，國民黨當局就下令拋石合龍。但石料須自新鄉潞王墳石場經由火車運來，我遊擊隊襲擊了潞王墳石場，石料不夠，又恰值黃河汛期到來。河水猛漲，將花園口東部棧橋橋樁全部沖走，花園口第一次堵口合龍失敗。

　　2．黃河談判，第一次見到周恩來

　　經過這次鬥爭，國民黨與聯總不得不重新同周恩來談判，重新恢復原南京六點協議，決定償付我下游複堤移民的費用。7月中，周恩來同志來開封會同聯總、國民黨及我區黃河小組開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很特別，會議桌擺成丁字形，聯總的代表駐坐在丁字的中間，他兩邊坐的是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負責官員和主要工程師，右手桌頭坐的周恩來，左邊桌頭是國民黨代表，我們坐在條形桌的兩邊。

　　在會上周恩來發表了長篇的講話，分述黃河的危害與1938年人為決堤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分析了國內形勢，強調必須執行「南京協議」。會開了一天，大家一致認為堵口和複堤都應按「協議」執行。這次會議我陪同冀魯豫黨政負責同志參加，並在我駐開封辦事處聽取周恩來同志對我們的談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

　　花園口堵口工程在1946年12月又一次失敗，直到1947年3月堵口終於合龍，黃河水又重回故道。當時國民黨正在進行全面內戰，我在黃河南岸軍隊已返回北岸，劉鄧大軍正執行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的戰略，出沒黃河兩岸打擊敵軍。

　　堵口合龍，黃河恢復故道，但黃河談判未完，雙方提出要保護兩岸河堤安全，不許破壞，這項交涉仍由聯總從中主持，因國共雙方已正式打起來，難以進行商談。這時我的職務有了變動。前一階段，我主要做翻譯聯繫工作，並被任命為冀魯豫行署交際處處長，但實際上我沒有管交際處的事。我主要是做聯總的工作。那時解放區也成立了一個救濟總署叫解總，是專門對付聯總與行總的。我被任命為解總冀魯豫分署的秘書主任，兼黃河談判的代表和翻譯。

　　1947年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解放區，駐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率團撤回延安，黃河談判結束。國民黨對我解放區全面封鎖，我區與外界來往已完全斷絕，唯有解總在已解放的煙臺設有辦事處，另就是冀魯豫通過黃河東明渡口還可同外界交往。那時國際上有許多友人及慈善團體設法聲援支持解放區，其中有如英國的公誼救護隊，國際紅十字會，加拿大及美國友人組織的醫療救護團體等。1947年就有公誼救濟隊派來兩位醫生、一位翻譯為黃河沿岸的群眾治理大肚於病，他們稱之為黑熱病的一種。他們長駐解放區，我負責接待與協助他們，除了負責他們的生活與安全外，還要向群眾宣傳。

　　一些國際慈善團體、友好人士募集了大批醫藥、衛生用品及醫療儀器存儲在天津等候運送解放區。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與多方交涉，國民黨允許他們用卡車經由黃河東明渡口送來。從東明渡口到冀魯豫解放區的張秋有近百公里路程，沿途有一大段路屬遊擊區。我負責去接這批外國客人及物資，晚上沿黃河大堤行駛，近十來輛汽車燈遠射，像一條長龍，引起了我遊擊隊的警惕，開槍射擊，我不得不冒下車找遊擊隊交涉。到達張秋已是半夜。這時大雪蓋地、天寒地凍，外國朋友到後，冀魯豫行署負責人設酒宴招待，並安排他們睡在有木炭火盆的臥室中，四位外國友人一房。第二天，我還未起床即有人叫我說出了事。我趕去招待所時，發現一位外國友人哈立森大夫因中煤氣逝世了。行署負責人連同其他三位外國朋友都十分驚訝與悲痛。除搶救無效辦理後事外，急忙報告解總總部。在總部王蔭甫同志出席下，我主持了哈立森大夫死因調查會，在會上三位與哈立森同房的外國的朋友證明他是因中煤氣身亡，他們還證明哈立森大夫原來已患感冒，年老體弱，經不起日夜奔波，無力抵禦煤氣。死亡原因查明，參加會議的人在記錄上簽字。行署舉行了較為隆重的臨時安葬儀式。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接著我即調往解總總部擔任秘書組組長，在石家莊與「老闆」熊瑾玎可在一起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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