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44)_楊公素

四四

　　我們這一路三十來人打著朝鮮義勇軍的招牌，得到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的批准文件，大搖大擺地從洛陽坐船由僵師、孝義到汜水，由汜水過黃河經過溫縣、武陟、修武到山西陵川、壺關沿途幾百里地，逢關過卡受檢查，同沿途國民黨軍政人員打交道。

　　2．入黨遭懷疑，彭總作保證

　　金秋10月，我們來到壺關國民黨軍與八路軍交界地，這裡被稱為遊擊區，是因為這裡是日軍、國民黨軍和八路軍勢力範圍的交界上，三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但都經常來巡查一番。這三方面的軍隊汁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村裡的村長都知道。我們找了這些村的村長，摸清了三方人馬的底細，決定鑽空子進入壺關人民政府管轄地方，較安全的地段是一個陡險的山坡，我們就在山坡對面的一片森林裡等待時機、中午村裡炊煙起時，四野無人，我同一位朝鮮青年爬上山坡，爬到半山時看四下無人，便發出信號，然後大隊人馬登山而上，翻過山頭即進入壺關人民政府轄區，找到了村幹部，被引進縣政府招待所住了兩天。至此，我們與朝鮮義勇隊分手了。由壺關分路，我們洛辦來的去太行山根據地，他們去河北某軍（國民黨雜牌軍）。

　　當時129師師部駐在涉縣，我們到時正開運動會，大會會場上高掛紅布上書「在毛澤東旗幟下奮勇前進」。洛辦的孫超對我說這是一個新的口號，說明黨內已確立毛澤東為領袖。他是共產黨員，說這話時顯得有點驚訝，我雖然不知道他的心思，但也知道一點黨內鬥爭歷史。從我當時所看到的黨內歷史書籍知道，自大革命失敗以來，黨內曾發生幾次鬥爭，現在終於確立了毛澤東為黨的領袖。聽了也很高興。

　　129師運動會進行了一半，我們洛辦人員也參加了，我是洛辦籃球隊隊員，我們進行了比賽，得了個第五名。由於開運動會，129師的各部隊都派有人來，我在這裡遇見了陳賡，他是385旅旅長，從太嶽來，他為人非常平民化，同我們一起吃大鍋飯。我久仰大名，自動去找他，我們談起來了。我說大革命在武漢時，我聽說外交部特務處的領導陳大少爺就是你，他哈哈大笑了，問我如何知道的。他勸我去他那裡工作，並且向羅瑞卿（當時政治部副主任）要我。被羅拒絕了，他臨走時向我說咱們廟小裝不下大菩薩。在會場上見到白天（魏巍現改名），他同129師首長們在一起，只同我簡單地談談，說夏訥等在抗大學習，我們將去總部詳談。

　　參加過129師運動會後，我們就去豫縣熟峪鎮前總政治部所在地。住下不久，洛辦來的人都一一分配工作離開了。我被分配到前總司令部，司令部住在武軍寺的一個大廟中，秘書處設在廟前一個舞臺上，三間房間，我同另一位同志住一間，劉文華秘書住另一間，當中是過道堂屋。我來前總司令部後，見到了彭德懷、左權及參謀處、機要處的人員。

　　我一到司令部即提出入黨申請和寫自傳，因在洛辦時，袁曉軒曾告訴我組織問題去前總解決。申請書交上去以後，靜候組織討論、審查。這時魏巍與我談同他去雲南中越邊境一帶開闢根據地的工作，我想我正在申請入黨，要等入黨問題解決才能考慮他的意見，他自然不能勉強我，於是他同夏訥走了。

　　秘書處有位女秘書叫吳青，她是我在燕京的同學，大概是龔澎走後調她來的。還有就是劉文華，他是德國留學生，同龔澎結婚不久，龔就調去重慶了，我們很談得來，他們倆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是1941年11月被批准入黨的。入黨後吳青告訴我，不知道我這幾年經歷這樣複雜，在小組，支部討論時，許多人對我複雜的經歷很吃驚，抱有懷疑態度，是彭老總親自參加會議作了說明與保證才批准我入黨的，本來我們在93軍那幾年的工作只有彭、左幾位知道，他們不說明，別人是很難相信的。

　　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對我個人來說，我從接受徐立行的任務返回93軍到在洛陽被扣，又逃到洛辦，進入太行山並於前總入了黨，不只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我從自由的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重大轉變。我已是而立之年，從大革命到現在，由鬧革命不問政治，到最後找到了歸宿。

　　3．日寇掃蕩前總，左權將軍之死

　　1942年是敵後根據地艱苦的一年。那一年發生了日軍進攻我黃崖洞兵工廠的戰鬥。我後勤部門在黃崖洞建立了兵工廠，我的東吳同學陸某由德國留學回來後參軍做了工程師，他就在黃崖洞。我們司令部離黃崖洞不遠，戰鬥激烈時可以聽到日寇的炮聲。我們天天起來收拾好行李，準備驢子，萬一日軍打過來，我們就進行反掃蕩。結果日軍近一月才打下了黃崖洞，我們的兵工廠被毀了。當時大家意見紛紛，認為在敵後應以遊擊戰為主，即使建立了根據地也不能搞大規模的建設，象黃崖洞兵工廠，居然有高爐和煉鋼廠，雖然是小型的，但目標太大，日寇的進攻使我們損失了幾年的積累。接著又發生了華家嶺反掃蕩戰役。

　　1942年冬日軍進行掃蕩，司令部由武軍寺出發經過下麻田轉入溝裡向西北方向行進。下麻田村有一山嶺，約50米高，司令部一個警衛連在嶺上掩護，日軍已攻進下麻田要佔領嶺上高地，我們在日軍大炮、飛機、機槍下急行軍轉入溝裡，當時我們這些非戰鬥人員，加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機關人員約百人迅速轉移，而彭老總卻屹立陣前，指揮若定。在我們這群人進溝向西北走後，他才令警衛隊撤下來同他轉移，日軍隨即攻人武軍專。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位紅軍大將軍指揮作戰，他身臨前線，在槍林彈雨中站著不動，他算定了日軍不會追擊我們而只是在我軍撤下嶺後才進攻武軍寺。

　　後來我們談起此事，參謀處同志告訴我，彭、左老總們對日軍作戰方式研究很深透，可說是了如指掌，可以指揮日軍行動。

　　我們沿山溝走向西北方向時，發現日軍這次掃蕩有合圍之勢，左權參謀長派人偵察，但未得回報，也摸不清日軍的動向，司令部人員不知該向何處前進才好。於是左權參謀長親自在夜間出發偵察，把我帶著作為參謀跟他一起。我們幾個人走了一夜，天明時在一村內休息，這時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北方局大批非戰鬥人員都聚齊在這小村內，還沒有住下，即有警衛人員報告，村山頭上發現敵軍。

　　彭老總召集羅瑞卿、左權等在村外小山裡開會時，發現已被日軍包圍。而我們除警衛連外盡是非戰鬥人員，彭總一面對這次反掃蕩佈署提出批評，一面下令馬上分散人馬，由羅瑞卿帶政治部人員向摩天嶺邢臺方向，楊立三帶後勤人員及大批驢子向南突圍。正在下令時敵機來了，飛得很低，連駕駛員都可看見，飛機向我們轟炸掃射，四方山頭看見敵人，我們完全被敵人包圍並已受攻擊。

　　這時我們司令部人員向華家嶺沖出，眼看彭老總騎一黑馬在嶺上飛奔，後面只有一個警衛員跟著。我在嶺右側向一山口前進，看見左權參謀長正指司令部機要、雜役人員躲避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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