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43)_楊公素

四三

　　我寫了第一個自傳，這個自傳強調我做學問的經過，列舉我寫過的文章及出版的書名，說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學的碩士；再述我在山西國軍內為抗日戰爭服務幾年，盡了我愛國的責任；重點落在與林蔭根的矛盾，是他處處陷害我、排斥我，要求當局替我主持公道、還我自由。

　　這篇自傳寫好交出後沒有下文，原來勞動營改組變為招生辦事處，不搞勞動營那一套審問、「改造」的作法，站長的責任只是當扣押的人達到一定數目時，用火車押送西安完事。我知道後，即設法找趙榮聲、孟用潛等保我出營，至少也不要送去西安。若送去西安，在胡宗南、蔣鼎文的手裡。

　　趙榮聲來看過我，告訴是劉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會送我去西安。我寫一信給劉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寫信給我在重慶的二哥請他寄錢來我有急用。都請趙寄走。給劉戡的信自然沒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來幾百元。

　　我知道是劉戡不會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來錢，我就想法活動起來先改善我在營中的處境。新上任的處長是個粗人，他在大院內另一個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成天打牌喝酒。這個院內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務，他交給他的同鄉（湖北人）兼小舅子姓王的管。新處長對我們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費、辦公費等自用。可憐我們這些長住的犯人，吃的是小米夾石子的粗飯，菜只有一碗野菜加鹽。這位王管理員辦了個小賣部，裡面除香煙、火柴、肥皂外，還有豆腐乳、鹹菜，以此大嫌我們的錢。我自然每頓要買，而且還請他派人在外邊買點肉，香腸等回來吃，就同姓王的關係搞好了，他漸漸對我無話不談。這位隊長克扣犯人伙食費、吞沒公款受人的指責，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險，姓王的管理員介紹我替隊長寫辯白的公文，我因此又同姓王的一塊見了這位隊長，我為他寫了辯白書。於是我成了營中的一位特殊犯人。

　　後來躲警報王曾帶我們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報返回營時，我請王管理員去附近西工街上館子大吃一頓。他知道我的關係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學生、學者，又曾是劉戡的同上校秘書，罪情不大，在洛陽關係不少，也特別同我接近，在我這裡他撈了不少錢。一天從山西前線押來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會的何令揚等人，我見了大吃一驚，不知93軍出了什麼事。晚間我偷偷找到何令揚，他才說出牛克堅在屯留公路丟失人名單，所有在93軍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趙大斌逃去北邊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酷刑致死、馮毅被扣在軍部，叫劉戡回去處理，他們幾人要送西安集中營。他說這是166師師長在劉戡不在時幹的，那位師長還說佘秘書是共產黨的奸細。我這才恍然大悟，西安方面為什麼要盯梢我，劉戡為什麼要在洛陽圖扣我。我還算萬幸，假如我被中統抓去，那將不知是什麼結果。劉戡總算手下留情。

　　就是皖南事後，國民黨從安徽河南交界處的太和、阜陽一帶逮捕大批新四軍，約有幾十人被押來洛陽轉送去西安，因為人數較多，這個大隊長忙了三四天才送走。在新四軍這批幹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們接近，才知道國民黨蔣介石發起的皖南事變，這一巨大的反共事變震動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這個地方。

　　最令我吃驚的是劉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關進來了，我簡直昏了，不知洛陽又出了什麼事。劉群一來，當夜我們就聯繫上了。原來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帶搞了個訓練班，準備在敵人打過黃河（那時黃河已在花園口決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蘇）進洛陽後組織遊擊隊伍打遊擊。他這個訓練班被國民黨破獲，徐立行跑去延安，劉群在訓練班被捕了，也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卻久等不到的原因，原來他是去搞遊擊訓練班把我給忘了。

　　但劉群說他並沒有忘記我，只是讓我等一等，誰知山西前方出了事，我就等進了勞動營。我講了我的近來情況後，向他說第一不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你是工合會計，藉口尚有帳目未清，叫孟用遊設法留你幾天，俟帳目弄清再送去。第二，我已設法買通了人，可以俟機逃出去，18集團軍駐洛陽辦事處在東關，我們可設法逃到哪兒去。他有點將信將疑，經過他同工合聯繫他又可以留幾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員介紹了劉群說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三人一共躲警報後曾去西工吃過小館，他非常高興。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員說下午去城內吃館了，他同意了。在黃昏時由他帶劉群與我去洛陽城內湯包。在吃飯時買了張報紙，上面載有京劇廣告，我提出三人去看京劇，但沒帶錢，由我同劉群去工合借錢，讓王管理員在飯館等我們，他居然答應了。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規規矩矩，一切行動都照他說的做，所以他不疑心我們，這次他卻上當了。我同劉群一離開飯館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廠躲避。等到夜深時，我就同劉群去東關18集團軍辦事處，我們二人就這樣逃出國民黨的勞動營了。

　　我同劉群於1941年6月從勞動營逃出躲進舊集團軍洛陽辦事處（以後簡稱洛辦）後，一時間在洛陽引起哄動，說是93軍一個秘書逃跑了，洛陽軍警馬上把王管理員扣押，那位隊長被撤職，孟用潛的工合被搜查，趙榮聲也處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辦，處長袁曉軒早已認識，還認識了處內的各級負責幹部和袁的夫人。

　　他們都對我很熱情，我們向袁報告了逃脫的經過。他說外面追查很緊，勸我改用一個姓名以作掩護。於是我就用了楊公素這個名字。一則楊公素真的曾有其人，但已失蹤多年了，二則我用來可以紀念我的同學好友，有人要查楊公素的家世我也知道，從這時起我佘貽澤就改為楊公素了。

　　來到洛辦後，我是十分高興，終於找到共產黨了，立即寫了入黨申請書和自傳。洛辦除了本身的人員外，還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進來的人，其中有演劇四隊的幾位演員，孫洪也在其內。每天晚飯後在後院玩耍，後院有一籃球場，我在球場上還很出風頭，畢竟我在東吳時是校隊的，雖然幾年沒有打了，現在重上球場仍然能恢復當年身手。再就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談，十分自由地活動，我漸漸地與孫洪接近多了，對她產生了愛慕。

　　我住進來不久，洛陽經常有日軍飛機轟炸，躲警報時我們出後院外郊區農民菜地分散躲著，解除後即返回。一次我們將返回時，一位同志來告訴我，要我一人留在菜園內等一會。約兩小時後才叫我回去，一問才知道是洛陽衛戍司令部來人，按洛辦的花名冊點查人數。衛戍司令部來人中有位秘書是燕大的學生，據說認識佘貽澤，他是來查我的，而我在花名冊上寫的是楊公素，他們點到楊公素又不在，說是出差去了，這樣就應付了一次檢查。這時正是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戰況激烈，德軍進攻很得勢，國民黨內法西斯勢力猖狂，反共更加賣力。

　　朝鮮愛國志士組織了朝鮮義勇軍，他們有部分人從重慶來到洛陽要去華北，洛辦決定讓我們（洛辦指導員同幾位逃來的人包括我、孫洪在內）同他們一起去華北，叫我化裝為朝鮮義勇隊的成員，從後院郊區上船，同朝鮮義勇隊人員一起乘船離開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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