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34)_楊公素

三四

　　我們回到西安，知道93軍仍要留在晉南，原33軍團撤銷，魏巍主張一定要爭取劉戡在山西敵後堅持抗戰，要求我們三人仍回93軍工作。對我來說思想上有了轉變，回山西去繼續抗日，搞敵後據點，是我去延安後的想法，答應了繼續去93軍搞敵後工作，余、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說好，為了準備搞敵後據點，我還要在西安進行一些活動。我仍住在青年會宿舍，與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說食住在一起，無話不談。我提出要去山西搞敵後抗戰根據地的事，辛極為贊成，並說共產黨八路軍已在敵人後方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據地，要我與他們聯繫好好向他們學習。

　　2．重返晉南敵後

　　回到晉南後，情況有了變化。

　　在魏巍他們離開山西後，他所辦的33軍團地工會由該軍團劉信芳秘書長負責，劉是國民黨右派，他從西安戰幹四團調來一些人，在地工會建立三青團。他指導下的地工會和派往各縣的地工隊，與該縣的地主老財搞在一起，反對犧盟會及其派出的新縣長，在陽城、浮山兩縣摩擦較大，打擊基本群眾，甚至逮捕犧盟會區幹部，在群眾大會上雙方（地工隊與犧盟會）互相指責對罵，鬧得破壞團結，互相敵視，大大不利於團結抗戰宗旨。魏同余毓生、夏訥返回山西後，即去陽城、浮山制止地工隊的作法，餘毓生藉故撤去陽城地工隊長職務，使摩擦事件緩和下來。後來33軍團撤銷，地工會交93軍，我回到山西時，劉、魏即派我同餘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軍團的地工會，準備成立93軍的地方工作指導委員會（地工會）。由於33軍團地工會在劉信芳主持下從西安戰幹四團調來百餘人，這些人雖然多數是青年學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國民黨蔣介石派的正統、法西斯思想的宣傳，反共意識強烈。

　　魏巍想另創一個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趙城訓練班學員為主，因為他是該班的教育長，我們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們去整理接收，根據兩個原則，一是原趙城訓練班的學員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戰幹團來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了少數願意在山西敵後搞團結抗戰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佈原趙城訓練班的都留下，西安戰幹四團來的，願留下團結抗戰的歡迎，不願意的聽其自由，他們中除少數人如李士珍外，絕大多數要回西安，除了在敵後生活艱苦、待遇低（一個月只要20來元）戰爭危險外，還有政治上的分歧，他們要獨掌地方政權反對與山西犧盟會等團結合作，這樣留下的就不多了。

　　我們回到93軍住在陽城附近的軍部，集中學習約一月。這一百多人的訓練班首先由魏巍向全體講話，主要講明在敵後堅持抗戰的重要意義，要求大家思想進步，同各方搞好團結，認清形勢，共同努力做好敵後抗戰的地方工作。劉戡這時重新批准他來晉南敵後抗戰，情緒很高，曾帶著夏訥到陽城等縣政府主持附近各縣共同抗日的協調與支援工作。我們（我同夏訥、餘毓生）實際主持了近一月的學習，主要用延安帶回的書籍為教材，各人自己閱讀，分組討論，看得較多的書有《大眾哲學》，各國革命史和《論持久戰》等，還有文藝。小說，另辦一個學習園地的牆報。我在這次學習中以領導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對於在敵後抗戰我表示了建立根據地的觀點，堅持主張93軍要有固定的作戰地區，我們地工會主持這個地區的地方工作，以為93軍抗戰的基地。這個思想是我從延安回來前後就形成的，當時參觀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們能幹的，我們也能幹」的想法，這個想法無形中與劉、魏，特別是與魏的當時思想相吻合。

　　魏巍當時是93軍參謀長，劉戡的親信，軍隊一切大小事由他負責，對他是委以全權、言聽計從。魏大革命時期在黃埔軍校學習，是國民黨左派，清黨後逃去上海閑住，看了不少書，除了文藝外，還看了關於蘇聯的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一般讀物和書刊。他當時耳聞目睹中國現狀，認為革命已失敗，這一代人已難以挽回，從而向個人英雄主義發展，產生了拉隊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國內戰時期，要能掌握軍隊和一些地方政權再作討論的想法，但幾經周折終於不成。

　　後經李默庵、劉戡介紹，在劉戡當團長時做其副官。在隴海戰役中，劉戡負了重傷，他從戰場上把劉背回，救了劉一命，劉的左眼就是這次戰鬥打瞎的。由於這個關係，劉把他當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陸軍大學，帶職學習三年。在南京時魏巍曾與大革命時相識的共產黨員歐陽若鐘等人交談多次，又與當時在獄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談過，他們認為中共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第三國際也犯了不少錯誤。西安事變後，公開看到中共的文獻較多，他注意研究，認為現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正確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戰開始，他由陸大回到83師先當顧問，後當參謀長，1937年底，1938年初先後與八路軍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幾個小勝仗，加深了他在山西敵後自己搞抗日根據地的信心。劉戡雖然一切聽他的，但在敵後抗日作戰猶豫不決。

　　1939年初經魏巍說服，也想在山西作戰搞點成績，又決定請求返回山西。因為那時武漢失守、蔣介石退到重慶，對於整個抗日戰爭沒有通盤計劃，蔣自武漢失守後，雖然仍掌握抗日全國統帥，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隊在山西，牽制閻錫山與中共八路軍的勢力他是願意的。劉本人作戰勇敢，但沒有什麼謀略，在敵後抗戰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共產黨八路軍在山西發展很快，他常說抗日戰爭為了國家危亡不能不與中共聯合，但抗戰勝利後就難說了，可能要同共產黨又要打一場生死戰爭。這個話他在1939年國民黨消極抗戰總形勢下就說過，後來不幸而言中，他終於死在反共內戰中。

　　在1939年初我們重返山西辦地工會時，劉對我們是信任的，還特派我為軍部秘書又兼地工會秘書負主要責任，地工會下設工作隊，每個工作隊約十人左右，它們的任務是做軍隊的後勤工作，協調、溝通與地方政權及各方面關係，同縣政府、犧盟會搞好關係，改變過去33軍團的作法。

　　當時我們以趙城訓練班的人員為主體，在93軍地工會名義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著當初戰地服務團的生活與作風，我們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脫學生習慣，彼此以同學或同志相處，魏巍發明了一個新名詞叫我們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費只20元，我以軍部秘書身份拿80元，但我並未完全自己用，補助了會裡的費用。當時沁水有一兒童宣傳隊，是邵大勇他們在33軍團的地工隊時，召集十幾個小學畢業生娃娃組成的，這些孩子活潑可愛，做宣傳工作唱一些抗戰歌曲，表演兒童戲，很受老百姓和部隊喜歡。93軍組地工會時，大家想留下，但一沒有這個編制，二不另給錢，他們起碼的生活都不能維持。經過大家討論提出一個方案，就是將大家每月生活費由20元減為18元，大家拉平，省下的錢給兒童宣傳隊用，改名為流動宣傳隊，增加了幾個大的隊員，請陳平等為老師，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專搞宣傳的組織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