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35)_楊公素

三五

　　當集中學習辦壁報時，我就想到地工會自己要辦一個刊物，宣傳93軍在敵後抗戰建根據地的事蹟，而且辦這刊物可以團結和吸收更多的人。但辦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先有印刷廠，有辦廠的人，寫文章宣傳我覺得現在地工會有的是，只缺前兩種。我把想法同余、夏他們談了，取得他們同意後，再同劉戡、魏巍談，居然他們也贊成，於是就派我去西安去辦這件事，首先是買印刷機器。

　　我在1939年夏天來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會辛志超處，再去93軍西安辦事處接洽，那位處長很客氣地說，軍部有電來由我負責辦買印刷機器，他聽我的調度。買機器我完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門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紹與我接頭，最後決定買一家要關閉的印刷廠的機器和鉛字，然後租地方包裝，93軍辦事處也派幾個人協助我。對國民黨軍隊來說這是件好差事，雖然只有幾千元的買賣，經手人可從中撈一把。起先那位處長也是這樣看我，但一經做起來，我卻絲毫不沾，不要說通常的回扣、手續費等我不沾手，連賣家請客送禮我一概拒絕，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撈腰包，使這位處長及辦事處的人對我另眼看待。在南門外租一間房子用作包裝檢查機器之處，特別是搬運包裝鉛字頗費精力，我都每天去親自動手，搞了近兩個多月，一切包裝好了交辦事處設法運往前方。我在這件事中學了不少東西，而更重要的是結識了幾位朋友。

　　我同辛志超較熟悉而且結成朋友，我住他那裡，他幫助我購買印刷機器找到懂行的人，使我不致吃虧上當，並介紹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瞭解他的為人。他原是北平青年會的副總幹事，失陷後他領著青年會辦的軍人服務部做抗戰工作來到西安，他是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總負責人，又是西安青年會的負責人，他與西安各方面軍政紳學界有來往，更多的是幫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幫助延安出來的青年去大後方，他這裡幾乎成了燕京同學的來往的交通站。他同中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有聯繫，是他介紹我認識辦事處的一位秘書的。

　　他是傾向共產黨的進步活動份子，在西安已小有名氣，他在生活上不得不表現灰色，出入茶樓酒館，特別愛聽河南墜子，居然還捧唱墜子的姑娘，他帶著我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姓崔的經常去這些地方，用他的話說這叫「保護色」。他差不多同北平逃出來的說書的，說相聲的，做小吃的都認識，而這些地方又是國民黨軍警特務活動的場所，他故意讓那些人知道他是在幹什麼。可是他很膽小，對我，看來他是考察了一段時期才同我深交，把我算作他親近朋友之一。我勸他在晉南93軍駐地搞軍人服務部，他後來派了幾個人去，由於在敵後他們活動不開，在一次掃蕩中他的人都跑回西安去了。

　　再一位就是孟用潛，他負責工合西北區，前次從延安回來已同他認識，現在他的任務大了，負責的地面寬了，他正積極籌劃去洛陽辦合作社。我從辛志超那裡知道他的背景很複雜，他家在北平基督教很有地位，他是燕京老同學，做過外國通訊社的記者，現在搞的工合不僅有外國背景，新西蘭、美、英等都捐錢，而且有孔祥熙當他們的大老闆，所以，工合運動在全國前線和西北得以開展。更重要的是老辛向我透露他可能是地下黨員，在中共黨內有一定的地位。我同孟用潛認識後，這次在西安專門去他們辦的在鄉下的工業合作社，如打鐵的、做陶器的、手工織布的工合去看看，發現領導這些社的工合人員都是青年學生。

　　我對之有了好感，一再動員勸他去晉東南辦工合。後來他去過一次晉南，到93軍同劉戡、魏巍見過面，也在陽城、晉城等地辦了幾個合作社。在12月政變後遭受到打擊就逐漸撤走了。我是在孟用潛處認識熊其傑的，我動員他去地工會，後來他去了當上地工會的經濟科長。我的想法是讓他搞印刷廠，他也的確負了很大責任。特別催辦機器運輸，選定在王屋山裡的廠址，召集工人，他付出了很大的勞動。

　　韓樂然我們在延安就認識，此次在西安又見面了，他是從西北回來，照了很多照片，在他整理照片時，我去找他。雙方都高興見面，各自敘述這幾月的經歷。他當時掛了一個戰地黨政委員會特派員的職務，據他說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李濟深，專門瞭解與協調戰地前線各個軍隊之間的矛盾與磨擦，自然八路軍與其他進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矛盾較多。我勸他去山西前線特別是去93軍看看，我專門介紹了魏巍的情況和我們搞地工會的作用。後來他去了山西，在12月政變後，他為魏巍與八路軍聯繫，對我也有很大的啟發，將在下節敘述。

　　1939年9月我返回山西，那時地工會駐在沁水縣朗壁，靠著沁河的一小村裡。地工會工作還較順利，派去各縣的地工隊一反過去33軍團的與地方對立的形式，都同各縣各方面關係搞得好，主要與犧盟會合作，它才是這時各縣的實力派。現在許多縣長都是犧盟會的，同時也有八路軍工作隊，實際是中共縣委會的公開名稱，中共的抗日活動一切都由犧盟會出面。有的隊像浮山的馮毅領導的地工隊同犧盟會和八路軍工作隊關係搞得很好，他們常將中共、八路軍的報刊、書籍和通知借給我閱讀，這樣我的思想就漸漸發生了變化。

　　我回到地工會作為總負責的秘書除了瞭解我不在時的全部情況外，多與餘毓生、夏訥等交談大後方及山西前線的形勢，他們對辦地工會工作很樂觀，因為有劉戡的信任，魏巍作為主持人，又與國民黨軍隊並沒有什麼關係，可以獨立的幹自己的事。當時工作的重點是在各縣，由地工隊做團結聯繫工作，遇到作戰時，動員縣政權及群眾支援軍事行動。地工會總部只是機關工作，作為指揮者魏巍的助手，傳達指示，收集情況與各縣隊聯繫。這時流動宣傳隊已成立，由夏訥任隊長，我建議開一個藝術訓練班，請一些懂宣傳藝術的人來上課提高我們的宣傳藝術水平。

　　我在西安時曾找過全國漫畫家協會西北分會負責人劉鐵華。朱天馬（朱丹）等人，他們將該會的供給部長從事漫畫木刻工作的陳平介紹給我。他積極支持我創辦藝術訓練班，他拿著93軍介紹信到長治決死三縱隊政治部見到董天知主任，請來在該部工作的劉韻波來我們訓練班教課。

　　當時參加訓練班的除流動宣傳的兒童外，還有一些成年的地工會人員。邵大勇任副隊長，喬耀世為藝術指導，還有陸秀雲（郭兆南）、張文穎（張暉）、朱秀貞、朱仲英、周文遠、羅從。盛壽令（邢起、盛烈）、任保順（任群）、崔文進（崔巍）、崔振鴻（喬谷）、吉慶元（陳播）、孔繁縞（孔斌）、馮耀臨（黎光）等。

　　我為什麼還記得他（她）們的名字，因為在12月政變後，我先後幫助他們脫離93軍去抗大分校學習，後來在新中國成立後，我參加了外交工作，1951年進西藏，一干就是十年，後來又出國當大使。「文革」後的1981年，我從希臘使館回來休假，遇見了當時在晉南搞地工會的同志，其中有餘毓生（改名為餘克堅），賈向春（在交通部工作）等主張招集原來在地工會的同志開一次座談會，回憶當時的工作、思想、生活的情況，準備寫一本集體回憶錄。我當然贊成，於是這個座談會就開成了。由於他們的聯絡，集中了當時93軍地工會舊人員約20余人，大家幾十年重新見面，非常親熱，除了相互交談這幾十年各人的經歷外，還座談當年辦93軍地工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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