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32)_楊公素

三二

　　當時武漢吃緊，山西政治形勢大變，新舊勢力爭奪，八路軍在北面五臺山一帶，在晉東南長治一帶開始建立抗日根據地，閻錫山請來共產黨幫助搞犧盟會、決死隊，三、五、六專署都用上共產黨的幹部，在抗日戰爭下，山西敵後前線，政治軍事形勢正在發生變化，我卻一點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衛隊作為93軍在敵後抗戰的基礎。93軍南撤了，北平鎮一帶來了西北軍17軍高桂滋的部隊，他對我們在各地搞自衛隊不理解，曾問過我，你們部隊南撤了，你們為何在這裡搞自衛隊。我說93軍曾同三、五專署說好，以這些地方為93軍敵後抗戰的根據地。高屬雜牌軍，他是暫時駐防，不敢得罪中央軍嫡系部隊，就不問我們的事。

　　有一次，由重慶來了戰地記者團，到了北平鎮，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請去了。這些記者，我忘了他們的姓名，對於我搞的人民自衛隊非常有興趣，專門同我詳談了一次。我當時消息相當蔽塞，對於整個抗戰形勢，國共合作，山西戰地情況都不知道，對他們提的一些問題答不出來，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敵人後方抗戰必須有據點的道理說了一些。後來才知道，這幾個記者中有地下黨員記者。我錯過了一次瞭解當時中國抗日戰爭形勢的機會。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轉來的93軍魏巍的電報，說軍隊要有移動，要我收縮自衛隊，帶著人員速回中村軍部。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但我仍不願撤銷自衛隊，留下安軍澤、霍山兩個有基礎的自衛隊，把趙城、靈石兩隊人員槍支帶走，沿霍山、趙城回到中村。

　　4．33軍團地方工作指導委員會

　　原來1938年春末夏初，國民政府的33軍團部和93軍軍部都住在沁水縣中村鎮。那時余毓生曾在八路軍辦的東路軍政治大隊受訓歸來。魏巍把餘招來，向他彙報了受訓經過，談到了八路軍的政治。民眾運動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意見，因為他對國民黨現在執行的三民主義失去了信心。當時魏巍認為日軍在佔領風陵渡後，即將佔領西安，那時完全佔領了黃河渡口，晉南的中央軍就與大後方斷絕，失去了後方的依託，蔣介石對他們也難以控制，他們不得不在敵後自謀生存，這就給他魏巍所想的開創一個獨立抗日的局面的一個機會，劉戡是支持他在敵後堅持抗日的意見的。於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劉戡提出了建立敵後根據地的計劃。為此首先要建立一個地方工作指導委員會，因為在中央軍的任務中不許搞地方政權工作，它原來的政訓處只做軍隊內的政治工作，後來成為蔣介石派去監督軍隊工作，受到了軍官們的反對，抗戰一開始就被他的軍隊把政訓處實際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導委員會（地工會），實際就是要參加地方政權，在山西閻錫山的地盤，由33軍團地工會派去幾個縣的工作隊，參加到各縣的動員委員會，名義上是動員群眾支持中央軍作戰，實際要干預政權，成為縣政權領導的一份子，這些縣的縣長先後已由犧盟會掌握，這樣就發生了與犧盟會爭奪政權與爭取群眾的矛盾。餘毓生在八路軍辦的東路軍政治大隊學習過，但因時間短，也因為它是一個基本上統一戰線的訓練班，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國人民和全國軍隊的稱讚與羡慕，他們受到了抗戰群眾的擁護與支持，所以無論雜牌軍、中央軍的軍官們都要求學習八路軍政治工作，這是開這個訓練班的原因。

　　餘毓生在受訓練後，很得到魏巍的賞識，曾與他談話過多次。在成立33軍團地工會時，余就被任為各部總幹事之一。余曾向我談過，本來他在受訓後就要參加八路軍，後被勸說仍回原部隊，他只好口來。但他認為只有八路軍才是真正動員群眾抗日的，他主張要與山西進步力量共產黨、八路軍、犧盟會等團結合作抗日。這在33軍團地工會的人員中是有進步思想的工作人員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軍團的地方工作指導委員會由軍團長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書長，他們決定從原來兩個師的戰地工作隊和地方工作隊中，抽調200多人做地工會工作，這時國民政府公佈了《抗戰建國綱領》，地工會基本以此綱領為基礎進行工作。

　　地工會成立後，大約在1938年夏秋間，魏巍以李默庵名義邀請晉東南三、五專署及決死三縱隊負責人楊獻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開會，提出共同成立「晉南戰時總動員工作委員會」統一指揮各縣戰時工作，事實上是要中央軍33軍參加地方政權。會上爭論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產黨在各專署及決死隊負責人，他們要建立抗日根據地，自然反對中央軍參與政權，他們只同意成立一個各縣帶諮詢性質的委員會。會議無結果而散。我由北平鎮返回中村途中正遇著開會回來的趙城縣長，他是新任的犧盟會員的縣長，我們交談過一次，他對我們搞地方自衛隊不同意，說這分散人力，破壞抗日縣政權，對抗戰不利。在山西進步力量建立抗戰根據地時，33軍團的地工會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縣工作隊要打人地方政權，自然要引起磨擦與衝突，除了少數人像餘毓生、馮毅等外，那時很多人還不知道犧盟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還把它當作間老錫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團一樣的機構。

　　我到中村後，向劉戡、魏巍彙報了在四縣工作情況，魏巍對我的工作感到極大興趣，並要我去地工會作一次介紹經驗的報告。我與夏訥、何令揚等早就認識而且在一起工作過，對餘毓生是初識，覺得他熱情，能講許多抗戰道理，我們也成了朋友。

　　33軍團在晉南搞地方工作，並不是蔣介石和中央軍的抗戰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引起了其他軍隊的懷疑，認為是有搶奪地方政權，建立自己勢力的野心；國民黨政府及軍事上級雖沒有下令制止，也沒有正式承認，但傳出要將33軍團全部調回後方，李默庵、劉戡也在活動想調回後方，畢竟在敵人後方作戰是困難的，這時武漢已失守，今後抗戰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聽了這些消息後，覺得這大半年來參加抗戰算是得了點經驗，受苦我不怕，開始我是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兼隊長，後又當什麼特派員，津貼比隊員拿得多（約七八十元，隊員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們一樣生活，一同走路，並不特殊化，伙食、勞作、行李都是一樣的自己背著，同樣翻山越嶺。所以受到隊員們的好感，我自己也樂於同他們一道，共同幹抗戰、建立根據地工作，心裡是愉快的。現在聽說要離開山西，我原來的想法破滅了，就不願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後方看看，實則我想另找抗戰出路，於是我於10月間經垣曲過黃河離開山西。

　　我一個人也沒有什麼行李，隻身走向黃河，感慨萬千，1937年底過風陵渡時，意氣風發，做著打回北平去的美夢。現在灰溜溜的一個人，雖不是丟盔卸甲而逃，但一年來抗戰又幹了些什麼，吃苦耐勞不怕，丟棄了自己的抗戰想法覺得孤寂。所以，當渡船到達南岸，我上岸後向河北磕了一個頭，口中說告別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後，接觸了新的情況，我又改變了我的想法，回到晉東南建立敵後抗戰據點的想法又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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