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31)_楊公素

三一

　　我帶了五、六個人，十幾枝三八式日本步槍（繳獲日軍的，當時中央軍一律用「中正」式步槍）來到靈石靠近火車站約三十裡的村子王莊，住在一個廟裡。這裡剛被日軍燒搶過，閻錫山的舊地方政府人員逃走了，日軍退出住車站，只有十幾人守住據點。

　　我們到了，村民先把村長找回來，群眾看見有軍隊來了，陸續都回村來了。看到我們人不多，有點懷疑是否能保衛他們。我們進行宣傳抗日、愛國保家道理，要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成立自衛隊。首先是幾個有錢有地的年輕人靠近我們，他們積極起來，其他青年也就跟上來，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兒子，據說在省城太原讀過書，他很積極地靠攏我們，帶頭成立了村自衛隊，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參加，由我帶去的在趙城訓練班學習的青年當教官，每天操練，聽我講抗日保家的道理。這些青年熱情很高，他們一再要去火車站摸日軍的軍營，他們知道那個車站只有幾個日本軍和幾個漢奸。我同意了，他們夜間去摸了一次營，放了幾個手榴彈，說日本兵同漢奸一聽就跑了，他們進站拿了些軍用品和日軍罐頭回來，大家非常高興，信心也足了。

　　我在這裡住了近半月，夜間獨坐在古廟佛像前，一盞青燈，照得陰陰慘慘，偶然看見牆上畫有許多壁畫，其中有張繼的楓橋夜泊和金陵十二釵的畫，並題有詩句，讀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蘇州的情緒，心中難免有點愁感，也看見紅樓夢詠惜春詩，「可憐繡戶侯門女，獨坐青燈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靜，滿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燈古佛旁，忽然發出了思舊情緒。不覺發出了一聲長歎，現在抗戰也終非我長久之計，目前只是不願作亡國奴，被迫從軍，搞這些人民自衛的工作，內心深處仍然留念學校及當專家的夢想。這個念頭埋在我心裡很深很久。

　　我們來靈石這個村，剛被日軍燒殺過，在我們來後把自衛隊搞起來，村民都先後回來，村長早回來了，後來區裡、縣裡也來了人，見到我們搞人民自衛隊，弄得一些青年人靠近我們，這些山西舊縣、區的人就有意見。後來山西第六專員公署和董天知領導的決死隊也來了人，問我們在這裡要住多久，是臨時性或是長期的，我說我們軍隊要在山西敵後抗戰，組織人民自衛隊配合作戰，當然是長期性的。他們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說中央軍只負作戰任務，關於地方工作，組織群眾工作屬山西省政府，我們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給縣區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徵收糧食，捐款作自衛隊用。這樣我們就發生了一場辯論。我當時不知道中共外圍組織犧盟會已參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權，決死隊中有了犧盟會及共產黨的領導，把他們仍當成守舊對日妥協的閻錫山舊政府及軍隊，所以不聽他們的話，我行我素。六專署及決死隊當時也還沒有壯大發展起來，對於我們這個臨近日本車站據點的小小自衛隊，雖然反對也容忍下來。

　　我組織好這個小村的自衛隊後，就留下人和槍支，自己返回安澤縣北平鎮，把我的特派員辦公地設在這裡，因為我還有組織領導搞其他幾個縣自衛隊的任務。

　　北平鎮是安澤山裡的集鎮，有幾十家店鋪，是山區人民集市貿易場所。我住下後即去霍縣視察。霍縣由魏巍派一下級軍官李偉去組織自衛隊，雖然名義上受我領導對我也還尊重，但實際上不聽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車站，日偽軍常出來，在附近村莊擾亂。他去時，山西舊政權跑了，他就在鄰近車站的村莊，組織了脫產的幾個村的自衛隊，帶有強迫性的要求村長出糧食為自衛隊用。我去時縣政權尚未完全恢復，村長們只好聽中央軍的話。他的隊部與我在靈石搞得不同，帶有軍隊裡的一套作風。並列隊歡迎我這個特派員，請我訓話。他們曾在火車站附近設下埋伏，打擊了一兩次少數出來騷擾的日偽軍。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擁護。

　　他儼然成為這個村的領導人，掛出了霍縣某區人民自衛隊的牌子。他並說已同山西舊政府和舊軍隊有過交涉。我對他說一定要搞好群眾與地方的關係，脫產的人數不要擴大，少要群眾的負擔等。後來我又去安澤，因為安澤古城鎮我們已有趙大斌等在那裡做紅槍會工作，自衛隊搞得有成績。為了擴大影響，我們把存在高莊的鹽分發給已組織起來的自衛隊（紅槍會）和要組織自衛隊的村民。當時因戰事影響，食鹽困難，我們分鹽的事震動很大，安澤縣長對我們提出意見，說我們亂動公鹽干涉地方財政鹽務。我與他講理說這是群眾在我們幫助下從敵人那裡奪回來的，那時你們地方官都去哪了，現在根本無資格講話，他啞口無言。

　　我也派人去趙城組織自衛隊，那裡我們去的較晚，山西新政權、犧盟會已在縣成立，村民百姓聽他們的，我們去宣傳、組織自衛隊較難。

　　1938年7、8月間，閻錫山在日軍擾亂後撤退的城鎮，以及廣大的鄉村日軍未佔領的地方，恢復了他的勢力，派來新的縣長，這些縣長有的是犧盟會員。群眾團體原有公道團，現在又有新組織犧盟會，有的縣有商會、婦女、兒童等救國組織，再加上93軍派的工作隊，為了統一抗戰，各縣成立了戰時動員委員會形式的組織，以調解統一各方的矛盾。因為大家都喊抗戰，各派都抓政權、群眾，自然發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團與犧盟會爭奪縣、區政權，我們與犧盟會爭群眾也爭村政權。因為要組織自衛隊就一定要有村長的支持，犧盟會各村有組織地反對我們搞自衛隊，他們可以指揮村長、村公所對我們不理睬，或者陽奉陰違，在霍縣、靈石雙方矛盾較大。安澤因我們在古城鎮紅槍會中早有基礎，後來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眾中威信還未建立，我們占了優勢。

　　我雖常住北平鎮，但經常去這幾個縣解決與他們的矛盾與困難。那時共產黨內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口號，我並不知道這口號是共產黨、八路軍提出的，我負責的幾個縣既沒有八路軍，也沒有公開的共產黨，只有傾向共產黨的犧盟會，我更不知道犧盟會就是共產黨的組織，因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從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自然要同它搞好關係。後來才知道這個口號是由王明提出來的，是錯誤的，在六中全會上受到批判。共產黨改為在「統一戰線中要獨立自主」。可是在當時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澤縣搞的自衛隊，雖然受到縣政府，犧盟會的反對，但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口號下，他們也無可奈何。四個縣其實只有安澤是在縣城裡，保存幾乎全縣的村鎮政權，其他三縣城國近鐵路線都被日軍佔領，縣區政府都在鄉村。

　　我曾在安澤縣城的戰時動員會上發表講話，一面說抗日的道理，一面說我們在這裡主要是為抗日才組織群眾自衛，並不干預地方政權。實際我們組織自衛隊，它的活動、訓練、給養、指揮都要牽涉村、區政權的人事、管理和財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權，而這恰恰是當時山西各縣公道團與犧盟會之間最大矛盾，現在我們又插了一手，情況就更複雜了。在各縣又出現了決死隊武裝，是閻錫山的新軍，其中軍官多半是舊的閻錫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員下級軍官多半是傾向進步的青年。當時我與他們接觸不多，因為他們是流動作戰的，只有在霍縣同我們自衛隊合作過又鬧過衝突，李偉帶一些自衛隊員同決死隊的一些人摸過日本的崗哨，日軍少數人出車站來鄉村擾亂，他們設埋伏襲擊過，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裡雙方因收取糧食、供給、犧盟會縣長要撤換傾向我們的村長，鬧起矛盾，幾乎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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