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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戰處在緊急關頭,由蘇聯駛來大「羊毛」車,實際是軍火車。前方抗戰緊張,我感到讀書辦教育已無救國希望,棄筆從戎,才是一個青年人最應做的事。我不甘心在蘭州無所事事,乃同顧先生商談要去武漢,另找機會抗日或做其他什麼工作,他同意後給了我路費,我於11月18日離開蘭州搭乘卡車回武漢,從此離開顧頡剛先生,一直沒有再見過他。

  我對他非常敬重和懷念,他不但是著名學者,還十分愛護青年。他是史學家,對中國古籍經史有極深的造詣及建樹,而他對通俗文藝和邊疆問題也十分關心。我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導及支持很多。解放後我去了西藏,聽說他受到政府的聘請負責主持標點二十五史,但因在藏,無法同他見面。

  §武漢大學生戰地服務團

  我離開蘭州時因乘車困難,搭乘一個中央禁煙委員會西北考查團五人包租的一輛卡車,經西蘭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車上與他們同行同住混熟了。開始時這些人自認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對我這學生看不起,後來卻極為要好,認為我是有學問的專家。他們知道顧頡剛,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會,因為沾一點洋人的氣味,他們對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後說我們同行一道不容易,交個朋友,請我上館子吃一頓分別酒,飯後拉我去開元寺打茶圍。開元寺在東大街,是西安公開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圍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點,要是看中了那個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請客人朋友到她房間開幾次盤子(即擺上很多茶點)、吃花酒,然後可以同她住宿。

  我第一次看見和聽到這些,所以跟他們去了,我表現得很彆扭,很不適應他們那一套應酬與打情罵俏,他們卻是老手,一去就熱鬧起來,叫條子、轉條子(叫條子就是叫姑娘,稱妓女為姑娘,轉條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請朋友去她房間打茶圍)鬧個不停,他們要為我介紹一個,我拒絕了,一是看不慣那套,也不恥去玩妓女,再者也沒有錢。他們見我有點不高興就讓我先走了,一再說這是逢場作戲,不必認真。後來我又去過西安幾次,雖說是抗戰的後方,西安面臨潼關黃河日軍前線,但只要敵機不來轟炸,仍是歌舞昇平,戰時繁華之地,人人發國難財、抗戰財。開元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國民黨党官、軍人無不去尋花問柳。西安成為畸形發達的社會。

  由西安到武漢後,先住青年會體育房裡,因華北、平漢、平京路上日軍節節前進,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員,政府機構、各種人士及群眾來到武漢,武漢常遭到敵機空襲,我在一次空襲中丟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漢大學去住下。我有幾位燕京同學,其中有位姓趙的燕京同學,他現在武漢大學寄讀,我就搬到他那裡住。

  在武漢的燕京同學知道燕京大學已在北平開學複課事,它是借美國的後臺不允許日本的干涉而複課,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靜給人們一個它統治下的穩定與和平的假像,而讓北平各學校、商業、交通等恢復「原狀」。於是有人經粵漢路由香港去天津返校,燕京捎信要我回校辦理碩士學位手續並留校當助教。這自然是我原來選擇的道路,但一想在日本統治下生活,總是有當亡國奴之感,我不願意。要是有機會參加抗戰,打回北平去豈不更好。

  正在徘徊猶豫時,遇見朱遠謀,他是我們去綏遠考察時認識的,是北平大學學生,廣西人,此人能言善談,熱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漢大學,積極在廣西軍隊中找關係。他知道武漢大學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學、現任中央陸軍83師的秘書谷若虛的活動下,組織一個抗日戰地服務宣傳隊,去山西83師前線為抗戰服務作宣傳工作,並知道83師隸屬14軍,它們正在山西辦一個什麼抗戰工作人員訓練班。那時抗戰興起,人民抗日意識很高,各種訓練班到處都是。各地流亡學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漢大學,找機會繼續讀書,或者參加抗戰。

  武漢形勢緊張,敵機差不多天大轟炸,但武漢抗日情緒很高,大家奔走尋找抗日道路。我在這時遇見我大哥余燕昌,他勸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時期,過了抗戰再說。那時人們都受了國民黨政府的宣傳,連勝論的思想占上風。我在抗日氣氛高漲的情況下,如何能安心回家過清閒日於?我找到與共產黨有關係的燕京同學想去延安,他說去延安的太多了,都要先去抗日軍政大學受訓,不如去臨汾閻錫山辦的民族革命大學。那時山西是抗戰前線,八路軍和丁玲領隊的抗日服務團、宣傳隊是青年人羡慕的偶像。他們在山西打了勝仗,極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線抗戰是當時武漢的抗戰青年最時髦的號召,自然我也想去,但一聽去革大還要受訓,去抗大要受訓,心中很不高興,心想我研究院已畢業了,現在抗戰還要受什麼訓?十分反感。

  14軍在山西趙城開辦一個戰地工作人員訓練班,到處招生,並聘請教官,谷若虛也負責聘請教官。朱遠謀以北平大學生畢業生的身份與穀聯繫受聘,極力介紹我應聘。這樣我與穀若虛見面了。那時許多學生特別是平津、各地淪陷區的大、中學生逃亡在武漢、西安,都極積活動要參加抗日,各個地方各種軍隊都在搶人才,開辦各種宣傳隊、服務團拉籠學生,以壯大自己的勢力,方式採取共產黨、八路軍享名一時的抗大和戰地服務團的形式。穀若虛瞭解我的學歷後,就聘請我為武大戰地服務團教師,並推薦我為14軍的戰地工作人員訓練班當教官。這樣既滿足了我的虛榮心,又滿足了我的速勝論的觀念,叫著打回北個去,以抗日勝利者的身份回到燕京。可見當時我對抗戰的認識如何幼稚與淺薄。

  1937年底,武大戰地服務團出發了,他們都是青年學生,熱情高漲,抱著去前線抗日作出貢獻與犧牲的精神,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乘上去河南渲關的火車。我同朱遠謀、還有一位武漢大學姓王的畢業生三個人,作為教官身份同他們一起坐著鐵門車經鄭州,轉隴海路到潼關,過風陵渡,坐閻錫山同蒲路的小火車,在冰天雪地中到達趙城,住在汾河岸邊的一個村莊中。這次旅行雖沿途受到日本飛機騷擾,但情緒高漲,一路抗日歌聲不斷。

  在赴趙城沿途的幾天火車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較多的認識與瞭解。這位朱遠謀雖然誇誇其談,但他胸無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學是我們所說的野雞大學,專為混個文憑的學校。而這位姓王的武大畢業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視比他們要高明得多,他們也懾於我的名牌大學與學歷對我尊重,我們這一群人,有抗戰的熱情,卻沒有什麼抗戰的本事。只好到了趙城再說了。

  到了83師師部後,師長劉戡、參謀長魏巍及師部各處官員和各團的團長等舉行了一次見面會,也算是歡迎會。這些軍官都參加過1937年秋忻口抗日戰役,他們與八路軍配合作戰,很欣賞八路軍的民運工作,戰地服務團不只宣傳組織群眾,還宣傳鼓勵戰士,使全軍士氣高漲。看到他們也將有戰地服務團類似的青年團體,極為高興,他們鄙視原有國民黨軍隊裡的政訓處及其政工人員,說他們只賣狗皮膏藥,當官拿錢不幹事。在見面會上由魏巍講了幾句話後,即由武大的服務團表演節目,除了唱了幾首當時流行的抗日歌曲外,還表演了一個活報劇《大刀進行曲》。照我看來,無論唱歌和活報劇技術都不怎麼好,但是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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