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25)_楊公素

二五

　　在打箭爐近兩個月，結識不少西康建省的官員們，劉文輝請來了幾位「專家」「學者」替他捧場籌劃，其中有位學者姓蒙的，曾有過關于元史的著作，大學教過書，成都名士之一，還有一二位知名人士幫助劉來籌劃西康建省的財政、文教工作，他們不願在打箭爐久住，要在大雪封山前回成都，於是我們三四人約定結伴四川，沿途不安全，又沒有軍隊護送，他們不知從那弄來一位由幫會（哥老會）派來的人護送我們到雅安。我們一行三四個滑竿，我這次也雇了長途滑竿，由兩個抽大煙的抬著，走了約一禮拜到了雅安，這次走的不是進去的路，沿途翻山越嶺走的小路，過了幾個鐵索橋，雖然路險道路又不平靜，我們卻安全到達了成都。這段路程，使我認識和經歷了許多不只學校連外間世界都不大知道的事和人物。走天全，營經小路，翻山越嶺，沿途樹木茂密，山澗險阻，見不到人，這是小偷小匪出沒之地。見有人行走，他們即突然出現，抬起手槍叫停下檢查，施行搶劫，但我們有同行朋友（保鏢的袍哥），只要他上前說幾句話或者亮亮牌子就安然過去了。

　　到了黑夜住在小鎮上，鎮上都有財東、富戶，我們不住雞毛小店，由同行朋友介紹住財東大戶家，不但招待好，而且非常巴結友好，一是他們與哥老會有關係，二是要結交川軍劉文輝，他不只是將來西康省的主席，川軍的實力派，而且還是那一帶哥老會的龍頭老大，誰都不敢不買他的帳。所以這次短短幾天跋涉，我們沒有受到什麼危險，反而平平安安地過了。

　　到了成都後，住在青年會宿舍，計劃去雲南的事。那時由成都去雲南交通非常不便，從川南去要經過大小涼山，由於川軍漢官的鎮壓政策，涼山彝族（稱為黑倮倮）經常出來襲擊搶漢人去做奴隸，要走這條路需要有大批保護。我無法只好坐中德合辦的航空公司飛機去昆明，十二月初到昆明，那時能坐飛機是件稀奇事，不是當官的有公事的誰坐飛機旅行？所以我到昆明，第二天報上就登有考試院特派員佘貽澤來昆的消息，真是天曉得我竟然突然成了名人。在昆明住在青年會新修的宿舍後，就拿著學校及考選會的文件去雲南省政府交涉。雲南省政府非常協作，由教育廳介紹去省府辦公廳檔案處，說明凡是有關土司的文件檔案，都可給我查看。當時雲南主席是龍雲，他本身就是少數民族的大土司。我不但可以在檔案處看，還可以借出來，因為文件資料太多，我除了自己抄寫外，還雇了一位人替我抄寫。

　　在雲南時值西安事變發生。對於蔣介石，由於大革命的關係，又看到他從濟南事變起對日本侵略政策的態度，我對他一直非常不滿，更何況他是個獨裁者，與我的民主思想不合。但那時由於要反抗敵人的侵略，總希望國家強盛起來，能夠抵禦外敵，雖然對國民政府不滿，但它畢竟是我國的政府，代表我們國家，恨它軟弱，對外投降，對內專制，但又盼它振作來，能夠與外敵抗衡，更不希望再內戰下去。所以對西安事變，我是又喜又憂，喜的是蔣介石獨裁居然被扣，憂的是他回南京後國家大事怎麼辦？北平、學校怎麼辦？所以急於返回北平。由雲南回北平那時可走越南，法國人辦有滇越路小火車，路途方便。聽說法國人在河內常扣留中國人，凡是帶有紅字的書，例如《紅樓夢》也要被扣留，可見他們怕共產黨達到如何程度，我犯不著去冒那個險。不敢走那條路，還是乘飛機回成都返北平比較妥當，於是我在1937年1月經由這條路返回燕京。

　　在這半年多的調查收集資料中，我接觸到西康、雲南一些官場人物，頗有感觸：西康建省是當時一件大事，但劉文輝並未把它當作重點，他的中心是在爭奪四川政權，西康藏人士司已在他兵力控制下，在與西藏當局簽訂崗拖停戰協定後，劃金沙江為界，他已無後顧之憂。紅軍過後，中央軍來，他最怕中央軍占地不走要挖他的後根，現在中央軍薛嶽部隊撤走，紅軍又已北上，他積極建省佔據這塊後方地盤，用他的秘書長來管理就可以了。但西康建省，打箭爐為省會，地處嚴寒、物質缺乏，對外交通不便，薪資菲薄，居民不多，只千余戶，漢人陝、山幫經商，往往欺詐康民，如以燒酒換狐皮，藏民心中不滿，所以願在當地做官的除少數謀生者外，都沒有作長期打算，弄幾個錢就要回川。當大官的如廳、處長級官，非劉文輝私黨外，都不安心，一到打箭爐安定下來，就互相請客、打牌，以消時日。中央軍雖走，留下有幾個留守處、調查處，他們是中央機關，同省級單位互有矛盾，彼此也以請客設宴，打牌應酬，居然也把我拉進去，我飽餐過了幾次就不參加了，一則賠不起時間，我有我的事，二則實在看不慣他們那套作風。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當官的，給我的印象太壞了。後來聽說他們（包括什麼中央的、西康省的官）懷疑我來西康的目的，打聽我的背景，我更惱火了。

　　楊秘書長有兩個女兒同來，小的嫁給在康定小學校校長。學校校長（是一個中小學合辦的學校，學生多為漢人）沒有多大油水，因身體關係又不能幹別的。所以一肚子牢騷。

　　我在他家吃飯，當然給伙食費，就同他夫婦同楊秘書長的大女兒認識，並且天天聚首，尤其晚上圍火談天，鬧得很熟習，從那裡也知道一些當官的內幕。那位大小姐高中畢業後待字閨中，年紀與我相同，來到打箭爐，名為照顧她父親，實是遊玩觀光。但她竟對我發生了好感，不但與我親近更替我辦事，把我的要求向她父親報告。漸漸我發現不對頭，這位大小姐與我好另有目的，常常單身來找我，談她的身世與處境，她也有許多煩惱，更需要的是愛情。我卻不敢接受，她長得並不醜，人也溫柔可親，但我怎麼能和她深交，事實上根本做不到。我走時在她二妹家吃飯，她還哭了一場，依依不捨，這是我去西康調查中一個小插曲。

　　我回到燕京後，即埋頭寫我的論文。《中國土司制度》共分五章　，分別為緒論、制度、沿革及現狀、改流和結論。西南邊省土司多至五百以上，自元朝以來，變化不少，我的論文的特點：1．各朝土司的分類統計，演變包括一些重要土司的家譜，改上歸流的情況；2．現存土司的分佈，在一張西南各省地圖上標明其地址，它們的現狀和我的建議，並不完全是一篇理論性的而是結合實際、提出問題謀求解決的時論性論文。這篇論文突出的表現現實調查的特點。5月底論文寫完，接著政治系由吳其玉教授主持論文答辯會，除了本校教授如顧頡剛外，還請有校外知名學者如陶孟和等。審閱論文舉行答辯，對我論文內容及調查情況，回答都滿意，只有一個問題突然提出來，即國家的要素是什麼，這個簡單基本問題，出乎我的意外一時竟想不起來，好在這並不影響我論文的通過和研究生畢業，碩士學位的獲得。但這個事我記得一生。

　　這篇論文，印一式兩份，一交學校，一交新亞細亞學會由顧頡剛轉交，實踐我的諾言。「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戰，自然不提什麼論文的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審查我，竟找到了顧頡剛先生調查我的情況。顧頡剛先生大吃一驚，他本以為我已犧牲了，現在卻發現我居然還在，於是告訴造反派，我那本《中國土司制度》論文，他於1944年以中國邊疆學會名義替我出版了，由成都正中書局印行。但是我始終沒有見到。還是我重返燕園教書時，我的學生張植榮在圖書館看到這本書，說是由土紙印的。

　　我去邊省調查一事，引起校方與同學們的注意，一時在校園也成了大家知道的人，司徒雷登還特別請我到臨湖軒他住處見我並請吃了一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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