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23)_楊公素

二三

　　但是這美好的國土，卻處在日本軍人鐵蹄之下。一進城區，到處見到中將湯之類的廣告，東安市場、王府井大街、東單牌樓這些地方，書灘上放的是日文書，西方的書刊只有北京飯店之類地方才有，市場上盡是東洋貨，大街上常常有紅帽沿的日本憲兵排隊而來，橫沖直闖，見了得趕快讓開。高麗棒子、日本浪人佔據了不少四合院，白麵嗎啡隨之而來，由東單到王府井長安大街北邊一條街，幾家北平大飯店外盡是日本、高麗人開的歌舞廳，酒吧間，處處是日本的存在，處處是日軍鐵蹄的威脅。

　　我們進城能去的地方大半是與西方國家有關係的地方，青年會有休息娛樂場地，有電影院。高級的北京飯店的舞廳，非我們學生所常能去的，西方人常去看電影的平安電影院，我們也去。再有就是前門外的市場，是中國人聚居遊樂地方，張華慶愛京劇，他常請我去看，那時除四大名旦外又出來了四小名旦，但還是四大名旦吸引人，他培育我聽戲，我除了愛聽程硯秋外就是富連成科班，尤其是葉盛章的武丑戲。看完戲只能住城裡，常去燈市口Homesweethome住夜，這就是我的北平校外活動。

　　日本憲兵的巡邏街頭，高麗棒子的橫行霸道，已使我們學生氣憤不已。國民黨勢力並未因其軍隊黨部撤走而不存在，已轉入地下活動，宋哲元標榜學術自由尊重教育，於是各種愛國組織轉入學校，言論較為自由，抗日禦侮的力量在學生中發展起來。日本人搞個冀東自治政府，由漢奸殷汝耕當頭，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是一種帶有類似太極圖的黃色旗，他還有「自治」警察。這樣說冀東不但不是中國的，更不是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地盤，要另樹一幟了。又聽說日本軍占了豐台車站，那是北平外出唯一通道，學生們聽了同北平人一樣人心惶惶，學生已不能安心讀書了，北平也沒有讀書的平靜書桌了。學生們組織人去豐台、冀東查看，回來看見29軍士兵像看見親人一樣，在北平居然有異域遊子之感。

　　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了，我雖不參加政治派別，但愛國救亡行動還是要參加的。「一二·九」運動已談得很多了，我只說我的行動，在那天還未亮，校園內已響起集合聲，我們整隊後在黑暗中手持標語並排出發，過海澱鎮後即遭警察阻截，於是分兩路向西直門前進，到時城門已關閉，進不了城，與城內遊行學生不能匯合，城門外軍警密集，城牆上有北平市的官員們觀看、勸告。最令人氣憤的甚至有日本軍官同他們在一起，我們見後，大呼抗日口號，學生會派人交涉不行，有學生從城門下想往裡爬，當然也不行。我們一大群包括清華的學生就在城門口外僵持著，整整僵了一天，到下午才掩旗息鼓返回學校。

　　到了下午，一位清華大學學生會的女同學，身穿淡黃色毛衣，手執話筒，站在一張桌子上向大家宣佈，今天我們遊行示威反對日本侵略目的已達到，雖然未能進城與城內同學匯合，但已使日本侵略者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辱的，勸大家返校。我一看講話的這位是陸催，她是我在東吳的同學，現在清華研究院，與她在一起的一位好朋友尤亞賢曾在東吳大學與我認識。今天見她出面講話，知道她是個政治活躍分子，但還不知她是否是共產黨員，我聽了她的話，說我們遊行目的已達到，頗為不滿，認為這是一種「阿Q」的說法，明明進不了城，未能向北平當局和日本軍表現我們反對侵略的意見，怎樣能說目的已達到了呢？心中懷疑她是否被人利用。因為進不了城，警察又不施行武力，所以這次未鬧成流血事件，日本人又一次看到了中國青年學生的抗日情緒。

　　12月16日學校裡有部分同學事先進城，在這天同城內各大學聯合示威遊行，被軍警鎮壓，造成12·16事件，逮捕了許多學生。這次沒有人通知我。「一二·九」運動後形成全國抗日高潮，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黨要奪取學生運動的領導權，12·16事件後，北平學生組織發生了新（國民黨領導）舊學聯（共產黨領導的）之爭。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教務長主張自由民主主義，不干涉學生活動，又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宋哲元及日本人也未插手進來，學生政治活動較為公開自由。

　　新舊學聯之爭在當時其他大學甚至中學裡鬥爭激烈，有的演成武鬥。在燕京，雙方爭奪學生會但未大打出手，而是採用投票選舉方式，完全是美國味。選舉前進行了幾次討論會（辯論會），雙方唇槍舌劍，頗為熱烈。陳潔，一個大家知道的共產黨員，同我很要好，常常影響我，要我參加選舉辯論會。我是愛國的，愛國抗日活動我願參加，但一知道有黨派鬥爭，我就不幹了，陳潔雖同我很談得來，但我還是不願參與政治活動。他曾邀我參加民先，我看到全是本科一、二年級學生在活動，另外我準備論文很緊張，於是沒有去參加，我就這樣遠離了當時學校裡的進步活動與組織。

　　10．打箭爐——我的學術道路的盡頭

　　我考入研究院，是要走成名成家的學者道路，一到北平就投入到北平學術界的考據氣氛中，想成為一名專家學者的心願就更加強烈。北平有良好的條件，有名教授，有很豐富的圖書資料，更重要的是學校裡有注重研究學術的氣氛。我是要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燕京研究院政治系主任是徐叔希教授，他是東北問題專家，曾作為顧維鈞的顧問隨李頓考查團去過日軍佔領後的東北。我在他指導下，選定研究專題為中國土司制度，這是中國上千年以來歷代皇朝統治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一種政治制度，當時還是學術界的一個空白。我到燕京頭半年除上幾門必修課外，就埋頭圖書館閱讀一切有關土司制度的書刊，作了大量的卡片筆記，一心要當一個土司問題專家。

　　國家大事自然關心，但對於新舊學聯的爭鬥，我置身事外。一二·九，一二·一六後，北平學校裡出現一些不尋常現象。除新舊學聯鬥爭外，一部分學生不安心上課讀書，組織民先隊一類團體，外出與群眾接觸，一部分學生對國事無信心，有的只顧找自己的出路，留洋出國，找當權的謀出路；還有一部分自認為有美國教會背景，仍可以走讀書的老路，研究學術的空氣欣然不減。但總的感覺是惶惶終日，不知國事如何，消極情緒很濃厚。

　　學生不安心于學校課程，一到星期六就有大批學生進城，有的進舞廳，打彈子，看電影，找朋友，人心散漫，各奔前程，有的專門調查日本人，尤其是高麗棒子在北平、冀察、冀東的活動，總之，學校已非讀書的地方，似乎在準備什麼大事變的來臨。宋哲元的冀察政務會放出空氣，宣傳他有責任有能力保衛平津冀察，能與日人周旋，安定人心，要求學生仍好好上課學習。宋哲元的大將北平市長蕭振瀛親來燕京作報告，向學生作保證，要大家信任當局。他說他的，學生自行一套。這種特殊現象引起學校當局注意，於是，當局發起師生聯歡，每到假日，老師在家請客，企圖把學生留在校園裡。回想起來，都是想在危巢之下保持平靜，但事實已不可能。我那時也隨著潮流，與張華慶等同學進城玩過，如看戲、跳舞，看電影，但一則我手頭無錢，二則專門我的研究，重心還是在圖書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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