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15)_楊公素

一五

　　1928年春我穿著馬褂藍袍，手提網籃行李，拿著大哥給彭文餘的信就走進蘇州。我在漢口買了一枝當時盛行的watennan自來水筆，別在馬褂的扣子上，一到下關由輪船轉到火車，這枝新買的外國筆就被扒手摸走了，我嚇了一大跳，幸虧帶的路費、學費還沒有丟。那時南京已成立了國民政府，江浙一帶交通還是暢通的。到了蘇州，找到了彭文餘，他幫我補考，考上了初中三年下學期，從此我就又當上了外國教會學校的學生。在蘇州上學七年半，直到在東吳大學畢業。

　　蘇州是有名的地上天堂，我初到時印象頗不佳。從南京坐火車到蘇州，經由常州站後，即上來一些小帽灰袖緊腰的青年，說話類似女子，我第一次聽到江南聲音，頗覺奇怪，這些南方人竟同女人差不多。但窗外江南景色十分迷人，我去時正近暮春三月，沿車窗看去，兩邊樹密草長，河渠縱橫，一片綠色，間有菜花塊塊，黃綠相間，非常迷人。

　　下站後先住閻門一家旅館，閻門是蘇州繁華的商業區之一。街上車馬擁擠，行人眾多，我不敢上街閑玩。第二天坐人力車去天賜莊找彭文餘。久仰蘇州有東方威尼斯之名，但我第一眼，對城內河橋的印象並不佳。後來在蘇州住久了，才領會蘇州水鄉之美。東吳大學占天賜莊一大片土地，磚牆內圈住廣大的林園樓房，有高大西式建築，有綠草如茵的草場和球場，有教員特別是洋人住的小樓，有男女生宿舍，我一進去看校內好比大花園一般，心中豁然開朗。我又進入了另一個天地，重新開始我的學校生活了。

　　我在初三算是年紀大的，同學家裡都是地主，孩子不必要靠讀書學本事，上學是讓孩子去混資格，但多數年紀小的同學，學習成績都很好。雖然我在沙市、武漢呆過，但比起江南子弟來鄉土俗氣還是不少。這裡的中學生衣著入時，高級衣料，大都是面皮細白，也有幾位身高體壯的。再有一點就是語言不大通，他們都說蘇州話，功課除英文數學外，音樂使我最難堪，我不但嗓音啞而且五音不全，一唱就走調，成了班上開玩笑的對象。在蘇州住久了，聽蘇州及上海等地的話已不成問題，自己也學會了說一些。

　　我進入高中後，熟悉了環境，漸漸活躍起來。首先令同學及學校注意我的是在體育場上。我踢足球算是老手，從分班比賽到與大學隊比賽，我都是中堅分子。

　　我還學會了打籃球，不久我就被選入校隊，有一個時期我在足、籃球場上出盡了風頭，成為全校學生中的知名人物。我因而結交了不少朋友和幾位密友，楊公素就是其中之一。

　　東吳大學除了文理法（法學院在上海是夜校）學院外，還有體育系，培養體育教師，上這個系的人不多，只有十來人而且大多數是外省來的。體育系主任姓許，叫名輝，廣東人，美國什麼大學體育系畢業，他是打排球出身，在當時中國排球界是個老前輩，知名人士，他很想拉我上體育系，但我有我自己的打算，畢竟是經過了大革命浪潮，我要學本事、做學問，有專長，我不想做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

　　在中學三年半，是我適應蘇州學校生活，功課打基礎的時代。有幾門課程我是不喜歡也學不好，只是敷衍應付及格。我的幾位同學高三畢業後上東吳大學學的都是醫預科，三年就可直接上協和醫學校，那是當時較好的前程。有一位姓陳的同學，在中學時我們時常在一起談論文學上的話題，上大學他選了醫預科，就幾乎見不著他人了，有時很晚了才見他從科學樓穿著白大衫出來吃飯。後來他上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我到燕京時，有時去看他，他已是大夫了，那時協和醫學院，在全國以及亞洲都有名，在東吳上理科的都以上協和為目標。上醫科不需要高深的數學，但需要很堅強的耐心與記憶力，我曾想去試一下，因為我的自然科學成績不佳，而且死守實驗室卻不及坐圖書館引起我的興趣。我要學本事，自然想到學醫，那可是鐵飯碗，但由於我的基礎與興趣的關係，考慮再三還是放棄了。

　　因為蘇州離上海近，上海灘上一些新文學、俗文學、閑趣文學、低級文學的作品、刊物，蘇州都能買到。魯迅、梁實秋、郁達夫、沈從文、林語堂等等各類作家的作品我們都看過，但是只是作為消遣而不深作研究。一位徐商壽同學對文學特別對新詩有興趣，常常作些新詩在上海（現代）雜誌上發表，他身體瘦弱，但極聰敏。我那時不懂詩，不喜歡新詩，更不喜歡他那現代派的不規則的詩句，常常同他開玩笑。他卻執著地做他的文學學問。

　　我發現我真正的興趣與志願卻在政治、歷史、國際政治方面。

　　6．「九·一八」與我的邊疆問題研究

　　§在東吳大學

　　自進東吳以來，很少談大革命、武漢時代的情況，一則中學生不談政治，東吳中學生多是些有錢人的子弟，他們都年輕，無論是家庭和蘇州那個社會似乎都超然於國家政治以外，接受了南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沒有人去談論它。其實那時國內戰爭不停，但亂不到蘇州來。二是我自己不願談，特別是武漢生活那一段，我當時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認為在武漢和在沙市鬧革命的一段經歷是自己的失敗，但對東吳學校同學們那種不問政治、不問國家大事，昏昏然過一種在外國教會指引下的無憂生活又非常看不起，自認為是老革命、過來人，覺得同他們談國家大事沒有必要，他們也並不要談。

　　1928年出了件大事，蔣介石北伐在濟南被日軍攔阻，日本軍人瘋狂到佔領我青島、濟南並殺死我山東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打死許多中國士兵和平民，甚至扣押南京國民政府前去交涉的外交部長黃郭。這樣辱國的侵略行為，當然引起全國人民公憤，報紙的報道與宣傳也轟動了東吳校園。當時我同大學生接觸少，而在中學生中卻引不起什麼波瀾，只有少數個別同學同我談談，表示恨日本，對蔣介石不滿。我心中卻激起無限愛國熱情，覺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國民政府太不爭氣，中國軍隊太軟弱，這個學校太不愛國，這幾個「太」，讓我心中十分難過。

　　我當時對國內政治，尤其是國民黨內派別鬥爭，什麼胡漢民派、汪精衛派、蔣介石派之爭，絲毫不感興趣，特別是吳稚暉倚老賣老的一派胡言，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大量登載，人人拿它談論，我對之看都不看。而對日兵在山東濟南殺人，中國軍隊不敢回擊卻繞道而過，躲開日兵還聲稱什麼繼續北伐！到了北平，蔣介石同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四人合影登在報上，稱為四個集團軍總司令會師，中國統一了，北伐成功了，國民革命勝利了，大肆宣傳，東吳校園裡也有一股高興、勝利、樂觀的氣氛，我也受了點感染，但掩不住心頭的濟南國恥。我本來也是不談政治的，但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屠殺與侵略，心中忍受不了。在中學時代雖然我迷於踢球，但仍留心國家大事，尤其是外國對中國的侵略與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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