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14)_楊公素

一四

　　這是顧順章向我們講的，我聽過他的「四·一二」慘案報告當然認得他。他說了現在形勢緊張，汪精衛叛變與南京蔣介石合作，寧漢合作反對共產黨，唐生智也站在他們一邊，武漢已成了白色恐怖地方。叫我們趕快離開武漢，並發給我一、二十元遣散費。我知道形勢緊張，孫夫人發表宣言痛斥汪精衛國民黨右派，說他們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她已離開武漢了。共產黨已轉入地下，同我工作的人都已走了，我不能不走，但感情上還是捨不得，並沒有打算走，仍常去後花樓那個聯絡處，一次被顧順章碰見了，他向我大發雷霆，罵我為什麼還不走，在武漢等死呀。他憤怒的目光嚇得我趕快離開，想留下來的希望斷絕了。第二天就買船票回到沙市，結束了我自1927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武漢革命生涯。

　　回到沙市家中不久，武漢即發生了白色恐怖大屠殺，在報上經常看到槍殺共產黨人的名字，有時也發現我認識的，那位對我很好的姓何的也在被槍殺之列，我看見心驚膽戰。我兩位哥哥問我在武漢幹了什麼，回家來有沒有危險？我並沒有將全部情況告訴他們，更不敢把外交部特務處的事講出來，只說我是在工會工作現在被解散了。回到沙市困居家中，找原來聖路加老同學，他們也都不在，各奔前程去了。後來我去聖公會教堂王老先生家玩，他們知道我去武漢鬧了一場革命，問起武漢情況，我也不敢多說，因為沙市風聲也緊，要抓共產黨。好在我在沙市是被國民黨開除了的，沒有人來找我的麻煩，我只有閑坐家中看書，也想想我這幾月在幹些什麼。

　　現在想來，由於我不是党、團員，又不是一個很有革命意識的青年，所以把我遣散，不給我工作。我當時卻不這樣認識，覺得他們把我甩了，危難時不要我了，這是為什麼呢？我有點怨恨組織了。我哥哥們的意見是，我什麼也不懂，跟著共產黨亂混，弄得幾乎要掉腦袋也不知為什麼，叫我好好想想這幾年鬧革命的事。他們說，自己沒有本事，沒有學問只能給人當替死鬼，死了還不知道為什麼，還是繼續好好去讀書，學點本事，將來好有出路。

　　我雖然只有十六七歲，但自命是個老革命，經他們這樣一說自己也有點糊塗了，我究竟知道些什麼，幹了些什麼，這就是革命嗎？共產黨與國民黨他們為什麼一時合作，一時鬧翻了大屠殺，共產黨是敗了，不知他們怎麼辦？我又應該怎麼辦呢？一句話，什麼都搞不清楚，一切隨著大流轉，假若死了還不知為什麼，真是太糊塗。我覺得哥哥們說得對，自己要有本事，要有學問，要做自己認清了應該做的事。

　　1927年是中國大轉折的一年，國民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風暴，被反革命右派撲滅，國民黨共產黨從合作走向分裂，中國人民經歷了又一次浩劫，白色恐怖籠罩整個中華大地，工農學生青年遭到大屠殺，紅色的鮮血流滿神州大地，中國又陷入受外國欺辱、人民分裂、內戰與煙火的苦難中。1927年的變化太大了，我在這大變動中像根小草被狂風暴雨卷得不知所終。

　　4．朦朧年代

　　我家是大巴山裡的中等財東兼地主，在鄉間有錢有勢，為人所「尊敬」，也為人所嫉妒，但算不上「為富不仁」。我從小長大在這種家庭，沒有受到好的教育，母親只是愛撫與企盼，父親忙他自己的事，只在我頑皮鬧了事才管教我，我自五六歲起人私塾後就自由自在的玩。喜歡新奇，哥哥們從下江、夔府帶回來的東西和他們講的故事，件件吸引我，激起我對外面世界無比的羡慕與好奇。從兩河口到譚家墩、巫溪縣城、到巫山，地方越走越大。及至乘輪船、出三峽、順大江到沙市，一步步的走進繁華的城市，看到小時做夢也沒有見到的世面，把我的好奇心引向高潮。什麼都想看看，都想去嘗試一下，都想知道為什麼。

　　從小我就是大人們所說的有天分的聰明孩子，雖然不能說是過目不忘，但私塾老先生那點功課、小學及中學的課程倒也難不倒我。從來沒有為讀書發過愁，連不大懂的難讀的算學，我只要在考試前開兩個夜車也是穩及格。在學校裡包括在沙市聖路加中學，讀書學習不是個壞學生，但在學校課外活動上卻是個活躍分子。哪裡有熱鬧，哪裡便有我，演講，演戲，打球，賽跑我都參加而且要做積極分子，出風頭、當領袖的欲望吸引著我。凡是我參加的我總是不甘落人後，極力要出頭。

　　在我1925年到1927年的活動中，像我這樣出身的一個初中學生，從哪裡去瞭解共產主義？我的先生，童、劉和那位方先生，他們都是跨党的共產黨員，給我一些小冊子看，我是看不懂的。共產主義ABC，共產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新青年》、《響導》等等，以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的刊物，我都看過，但理解不了。在大革命國共的合作與鬥爭中，我是糊裡糊塗的在風暴中旋轉。我沒有接受共產黨訓練及其活動經驗的基礎，當時共產黨工作的重點是工人，北伐中才搞農民運動。我與工、農隔離太遠了，一個初中學生、工廠裡的小老闆不是沒有當共產黨的，可那卻不是我。

　　到了武漢，城市更大了，新奇事更多了，我完全被那花花世界迷著。好奇、好新鮮與鬧革命同樣吸引我。我一個十來歲的學生參加到工人運動中，後來竟被吸收做保衛工作，革命給我的機遇是好的，但我自已丟失了。我出身于資本家、地主家庭，沒有受到任何痛苦，只受了洋人和大財東的氣，又沒有在知識和理論上有認識，沒有接受共產主義的橋樑，只是被大革命的風暴所吸引而已。我覺悟低是自然的，在武漢自己身在特務處，已經是革命者了，但卻沒有參加組織的要求，在大革命緊急關頭，把我解散是必然的。

　　5．東吳中學重溫讀書夢

　　1928年春我去了蘇州，進了東吳大學附中，當了初中三年級下學期的學生。

　　我去蘇州上學，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個學校有位沙市人叫彭文餘的，他在那個中學當體育教員，在寒假回沙市來，與我大哥相識，談起我來，他贊成我去蘇州上東吳中學，他可負責代管。另是我不敢去武漢上學，怕被國民黨查出來，上海也不敢去，覺得蘇州比較安全。

　　1927年下半年在沙市呆了幾月，除了接受我哥哥們的觀點，認為人自己沒有本事就不能立足在這個社會，沒有知識幹什麼都是糊裡糊塗。鬧革命不懂得革命道理，不知道國民黨、共產黨鬥爭的情況，跟著潮流跑是很危險的。我這兩年來的生活就是這樣。我自覺算是為革命盡了力，為什麼到了危急時不要我了？我留戀那幾個月的武漢生活，但看到報上血腥的大屠殺，尤其是有我認識和一起工作的人，我既是恨又怕。想起我若是還留在武漢豈不也成了刀下鬼了嗎！白色恐怖嚇壞了我，認為這些人是冤枉死的。我否定了自己，覺得好比大風暴中的一粒小沙子，只有被風暴沖刷，自己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

　　我既不懂得也不瞭解那些革命的內幕，何必跟著去賣命？還是好好讀書，學點真實本領，重新做人罷。在1927年秋冬的沙市，我准備考學校，重新拿起課本，再就是看小說。當時的報紙、官方的宣傳盡是罵共產黨，反對革命的，我自然不看，從此產生出一種厭惡政治的情緒與心理，總是拿小說來消遣，排除或者說是逃避心中的空虛。那時還追求過一個姓王的女孩子，我們是在聖公會王老先生家裡認識的，我對她很有意，找機會在王家見面談天，還算談得來，王家的大姐也有意搓合，但她家是沙市很有錢的大家，她哥哥在上海讀書，不久就把她送去上海讀書了，我經歷了情感上一番小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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