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12)_楊公素

一二

　　當時我莫名其妙不知為什麼被開除，我想可能是秘書工作我擔任不了，事實上老方叫我作記錄我記不下，叫我抄寫一些文件我字寫得不清楚，做宣傳工作真是不勝任。但現在想來，情況可能較複雜。那時沙市的國民黨部的宣傳工作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去組織的，我們在沙市反對他們自然不能為中共所接受，老方可能通過中共湖北省委瞭解到我們在沙市的情況，雖然我們不是反革命右派，也沒有做什麼不利共產黨在沙市發展群眾工作的事，但以我當時對共產黨的認識及覺悟程度是不適合在湖北總工會內工作的。我當時並沒有這個覺悟，只認為我本事不行。

　　住在那個小客棧裡，吃飯發生了問題。幸好我在聖路加中學的同學柳樹堂救了我。他在武昌中央軍校武漢分校（黃埔分校）速成班學習，臨時派出來幫助武漢市政府做武漢市戶口調查工作。他負責調查原英租界中的一段，每天挨戶挨家地去調查，找我臨時幫他一起幹，他幹這個工作每天有點補助金，他就分一部分給我做飯錢。

　　柳樹堂是我在聖路加中學的好朋友之一，他忠厚老實，比我小一兩歲，我們不是球友，也不是鬧學生運動的朋友，我拉過他參加過這些活動。他是另一種朋友，他很喜歡看小說，也有很多小說，我開始看《紅樓夢》就是從他那裡借來的。想不到他一個文弱書生卻考上了軍校，後來竟成了蔣介石嫡系部隊一名下級軍官。在1930年我在蘇州讀書，暑假回沙市過武昌時，曾去他家見過他一次，當時他已是連長，軍隊作風較重，他請我吃了一頓飯。那時我已討厭軍隊，看不起武人，我們雖敘談舊日友情，但已格格不人，從那次別後就一直沒有見過或聽到他的消息。後來老方介紹我去武漢總工會，有位工會負責人見了我，派我去武漢包車總工會當秘書。

　　武漢包車總工會是拉包車工人的工會組織，它與一般技人力車工人不同，都是拉包月車或者私家包車夫。這些拉包車的都是私人雇的長年車夫。當時武漢三鎮有這種包車工人二、三千，他們都是這個總工會的會員。雖然是秘書，名義上在總工會委員長領導下，實際權力比總工會的委員長大，工會的一切活動都由秘書聽上級工會的命令負責指揮，除了財務由工會選的會計管以外，其他工會正副委員長都聽秘書的話。我和會計是脫產的，每月除伙食外還有十來塊錢津貼，工會的正副委員長有車馬費辦公費，每月大約也有十來塊錢，就為這，當然不只是這點錢，工會委員會的委員們就爭奪起來。

　　原來拉包車的工人就有幫派，各派的頭頭各領一幫人馬進工會來，他們都被選入委員會，但爭奪正副委員長的職位，卻不僅僅是為了那點車馬費，還要爭取委員長拉攏勢力的權力。我一去就有委員長和委員找我私下吃茶談話，以介紹工會情況為名拉攏我講某某的壞話。我開始聽了信以為真，就同會計閒談，因為只有我們兩人住在一起。那位會計是本地人，精明得很，他慢慢告訴我工會內有幾派爭奪權力，叫我既不要干預，也不要斷然拒絕，含含糊糊地混過去。我當時把工會工作看得很神聖，聽了這些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工人會這樣。漸漸也看出這些包車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員，鐵路、紗廠的工人，組織紀律很差。那時上街遊行示威活動很多，要領著工人隊伍手拿小紙旗，扛著工會大紅綢旗，列隊上街遊行，沿途呼口號，這些都由我領著幹，每次我感到我們的隊伍最不整齊。

　　那時長街地區有區黨部，有共青團支部，它們領導工、青、婦和少年兒童團，遊行時我們有時歸武漢總工會，有時歸它們指揮，這樣我認識了長街共青團支書一位姓任的四川青年，我們很談得來，我就漸漸加入他們一夥玩。記得「四·一二」上海事變後，武漢方面發起大規模的反對蔣介石大屠殺的示威遊行。遊行完後，姓任的給我一張票第二天去血花世界聽報告。血花世界是漢口新世界遊樂場改名的，同上海大世界一樣，地方很大，裡面各種遊戲都有，國民革命來到漢口後，就改名為血花世界。裡面的大舞臺原來是演京戲的，這時經常成為各種革命集會的場所。血花世界由在廣州中山艦事件中聞名的李之龍負責。

　　第二天我去了，原來是上海工人糾察隊總隊長顧順章報告上海「四一二」慘案的經過，共產黨許多有名的人物都參加了。這個報告會雖然不是一個保密的會，卻是政治性很強的會，我參加了自覺很榮幸。聽了顧順章的報告，心中熱血沸騰，痛恨國民黨右派及蔣介石。自那以後我同姓任的（我非常難過把他的名字忘記了）來往很密切，參加過他們的讀書會，還聽了小型的演講會。其中有一次由我們青年崇拜的惲代英來講話，我顯然已成為CY發展的對象，原來是學生，又鬧過學生運動，現在又是工會幹部，滿夠條件入CY。

　　在四、五月間，湖南長沙發生馬日事變，許克祥叛變，在何鍵指示下，大殺農會及共產黨。甯漢分裂，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汪精衛來到武漢，一時表現很左，與唐生智、共產黨合作，由唐生智擔任總指揮繼續北伐，出兵去河南打奉軍。楊森又出兵由四川來湖北，與夏鬥寅匯合要向武漢進攻。這些消息我當時聽到不知其內幕，感到革命形勢緊張。武漢在五一國際勞動節舉行了一次聲勢極大的示威遊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兒童團上街糾察行人，一面宣傳，一面不許人穿長衫，見了穿長衫的就要脫下穿短衣，因為五一是工人節日要工人化。平日武漢街上雖然鬧革命但仍是很繁華，街上馬車、人力車、包車很多，汽車也不少，還有出租汽車。有錢人家仍然可以花天酒地，街上紅男綠女，特別是賣笑。賣唱的青年女子仍然生意很好，看得我目不暇接。

　　可是在五一節這一天街上氣氛緊張，平時那個花花世界突然消失了，街上到處是工人糾察隊，兒童團，過往人員常常要受到檢查。漢口江面上外國兵船很多，有很大的軍艦停在江心，據說英國開來有萬噸級的巡洋艦。這一天，軍艦上的水兵上了岸，架著機槍在各租界和沿江邊大堤把守，雖然他們還沒有檢查行人，但來往行人就少多了。我那時好奇還特別去到江邊看看。一時武漢形勢非常緊張，人人都怕工人要鬧事，各國租界又怕像年初闖進英租界一樣的事發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只覺得興奮與新奇。並不瞭解那些現象的內幕。我還去參加了一次由陳公博主持的什麼會，當時陳公博是武漢國民政府負責工人的一個什麼部的部長，他主要說的是國民黨南京右派和帝國主義勾結反對革命一類的話，還說江中有外國萬噸巡洋艦來威嚇我們。我那時還認為汪精衛、陳公博、唐生智等是國民黨左派，是擁護國民革命的。

　　一天，武漢總工會裡一位秘書找我去，說我是沙市人，對宜昌一帶情況熟悉，現在給我一個任務去宜昌看看，那裡住的是什麼軍隊、番號有多少等情況，說白了就是去作一次軍事偵察。我欣然同意，於是他就向一位海員工會的人在外國輪船當茶房交待，就坐那條船去宜昌。去時很順利，在船上有人照顧，一到宜昌情況就不同了，說岸上戒嚴，不許雜人上岸，要上岸就要受嚴格檢查。我無任何證件不敢去，而且這只輪船第二天就要回武漢，那位茶房把我介紹給另一外國輪船的茶房，我就搬到那船上去，這船還要呆兩三天才開船。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交待的，在這個船上待遇就不同了，把我當「黃魚」看待。所謂「黃魚」是船上茶房、水手帶的私客，不買票，在船上一切食住由帶黃魚的人管，講好多少錢把你帶到目的地，但是在船上不能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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