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11)_楊公素

一一

　　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鄧恢復等一幫鬧學生運動的同學，離開沙市半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老方、童、劉等老師走了，新參加國民革命軍的劉佐龍部來到沙市，黨部、各種組織、工會、學生會、商會都公開了，可是人都換了。國民黨江陵縣黨部，沙市市黨部都公開掛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築物商會辦公，但沙市屬江陵縣領導，是它下屬一個區黨部，縣、市黨部的領導人都是由武漢新派來的，不認識我們，把我們排斥在外，不給我們工作。

　　我同鄧恢復、彭澤林找到過去一起鬧運動的人去同他們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縣黨部找我們談話，說可以接納我們入黨並作為第一區黨部（沙市區黨部）委員，但必須服從縣黨部領導。那時縣黨部也駐在沙市，直接領導沙市工作。我們不同意，還想兼做縣黨部工作，認為縣黨部也只是做沙市工作（實際當然不是的），說實在的，我們不願服從他們領導，認為沙市的革命工作是我們搞起來的，應由我們來主持，這就是爭奪權力。當時我並不自覺認識這點，以上述理由來反對他們。結果就在1927年2月間，江陵國民黨縣黨部就公佈把我們三人開除黨籍，他們這樣做是消除我們在沙市部分學生中的影響。

　　這樣，我、鄧恢復和彭澤林三人就無事可幹，再也不能去商會那裡，也不能找一些老同學，只有另想辦法。我們就想去武漢直接找老方他們，聽說童、劉兩位在漢口特別市黨部工作，認為他們瞭解我們，會給我們想辦法的。

　　恰恰那時由朱霽青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點檢團來沙市點檢劉佐龍的部隊。我們找上了朱團長的一位秘書閒聊，詢問他關於北伐和武漢的情況，他很想知道沙市的情況，我們就把我們知道以及不滿對他說了，他很感興趣。他同意我們乘坐他們的小火輪去武漢。現在想來，我們當時很幼雅，不知道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中發生的問題，所有由武漢來沙市的國民黨負責人實際上都是共產黨人，怎麼能允許我們這些人參加權力機構。我們更不知道國民黨內、國民革命軍內的複雜情況，以為這個朱霽青的點檢團就是真正的國民革命軍了。

　　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時間，由一個鄉下頑童成了洋學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鬧了一場「革命」，成為一個熱情盲目的趕浪潮的青年。

　　3．「外交部特務處」

　　我們到武漢時，正趕上漢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漢關前大英租界收歸中國人管理，一時武漢三鎮革命氣氛十分紅火，街上有工人糾察隊，兒童團巡查、站崗，到處是紅色標語口號，人們揚眉吐氣、喜氣洋洋。我們看了真是高興極了。下了船後，我們三人先住在武昌一個小客店，然後商量怎麼辦，最後決定各人自找熟人想辦法。鄧恢復的叔父在文華中學教書，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繼續上學，於是他就當了文華中學學生，從此走了另外一條路，他大學畢業後，當了上海銀行辦的旅行社武漢分社職員，我們幾十年未見過面。

　　直到1950年我去重慶路過漢口時，才在武漢外事處見過他，那時他還在上海銀行，以後就沒有再見過。我很關心他，因為他是我在沙市聖路加中學鬧學生運動的好夥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寬裕，是基督教徒。他叔父就是因為信教才能在文華大學畢業來到聖路加當教導主任的。他叔父雖然是英文教員、教導主任，管學生不是很嚴，對我們只要功課及格，在校內不鬧事，就不大管我們，我們在「五卅」案後鬧學生運動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鄧恢復能說會辯，英文很好，衝勁很大，但服他父親管，膽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責問他信什麼洋教，他大概因從小受的影響，反帝國主義、反洋人他幹，反基督教他不幹。記得有一次我們學生反對做禮拜，那時聖路加中學學生每禮拜天必須去教堂做禮拜，我們不信教的學生反對，那位鄧副校長在教堂門前把我們集合起來講話，大聲說誰不做禮拜站出來，只有我一個站出來鄧恢復當天下午就找我說我膽子大，有勇氣，但又勸我還是要遵守校規，我們兩人這次吵了一架，我以為學校要開除我，後來卻沒有事，我照樣去上學。鄧恢復反而成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來一直記得這件事。不知這位同學還健在否？

　　彭澤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漢讀書，後來轉學到沙市一個商業學校，我們是在搞罷工罷課，收查洋貨時認識的。國民革命軍來到沙市組織黨部時，我們三人站在一起反對由武漢派來的人掌權，也就成了好朋友。來武昌後他找到熟人去黃埔武昌分校，後來聽說去蘇聯學習，以後就不知道下落了。

　　我走了另外一條曲折的路。

　　我找到了原來聖路加中學教員童、劉兩位先生，他們都在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工作。武漢特別市黨部、湖北省總工會、全國總工會都在原英租界友誼街的三間大樓內辦公。這個友誼街很特別，有東西二道門，東門出去是中國地界大馬路，西門出去就是英租界。據說這個街內的三間大樓是三個軍閥、政客的產業，可能是荊雲鸚、蕭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會的住所，三座房子對面幾間小洋房是住人的。這個街把東西大鐵門一關，就成了一個單獨的區域，與東西邊中國地界和英租界隔開了，無論開那邊的門都可以和中國勢力和英國勢力發生聯繫，真是巧妙的安排，也可見民國時代那些大軍閥、大政客的處心積慮與背景。

　　我找到童、劉兩先生，把我們在沙市的遭遇說了，他們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時離開沙市的，對於沙市一年來情況不瞭解。他們帶著我去見在湖北省總工會工作的老方，聽了我的彙報（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見，說我們這些在沙市搞學生運動，在他們領導下受排斥）他們聽了很不高興，老方就留我在他那裡工作。他現在是總工會武漢宣傳總隊的隊長。在省總工會宣傳部領導下，而宣傳部長就是當時有名的工人運動家林育南。宣傳部在三樓上，我被安置在對面小房子集體宿舍睡，白天上班，同老方到各工廠向工人們宣傳演講革命道理和形勢，鼓動工人鬧革命。我跟他去過幾個在武昌的紡紗廠，還去過漢陽兵工廠等大廠。

　　開宣傳會往往是老方先講話，然後是工人宣傳隊（那時每個廠都有工人糾察隊和宣傳隊）的人講話，要我作記錄。我那時已被武漢革命氣氛所陶醉，熱情高漲，眼花繚亂。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當時的工人運動領袖，向忠發當時是湖北總工會委員長，和項英、林育南等在一個大餐廳吃飯，我當然可以見到，當時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惲代英我也見過。全國總工會就在隔壁大樓裡，還見過有名的工人領袖蘇兆征。大革命期間共產黨只注重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革命，我能夠參加進去該有多麼的高興，在宿舍裡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噓。但只有一個多星期情形就變了，老方忽然對我說不我適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於是我只有搬出友誼街。暫時在一個小破旅館住下，等著另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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