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九十年(9)_楊公素

九

　　有一位王老先生在聖公會小學教中文，他也是窮途末路，前清考過秀才，辛亥革命後，無處謀生，就信了基督教，在小學裡教書。論他的中文程度教我們中學完全可以，但他教小學多年，是學校一個台柱。他現已年老（他不過50來歲），就靠聖公會吃飯，一家五六口人，大女兒在教會中學（武昌）畢業，也在教小學，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在聖公會學校讀書。他家就住在聖公會教堂院內一排平房，占了三間。他大兒子和我同班，也打球，但他要管家事，卻同我很好，他個性耿直，學習成績不錯，常到我家同我大二哥閒談，很有見解，自成一套，特別對當時沙市一些社會腐敗現象不滿，抨擊不止，這點投了我哥哥們所好。

　　我是他家常客，因為下學後我除了打球無處可去，幾乎是天天泡在他家。青年人多，還有一位姓李的也是住在教會內的同學，人很精明能幹，小聰明很多，球也踢得特別好，王家成了一個小小俱樂部，我們談天說地，罵人罵世，發洩我們小青年的不滿。我還常在王家吃飯，伙食自然不及我家好，可吃得津津有味，自然我不白吃，總是買些包子、豬腿、熟肉等東西一起吃。在王家我受的影響不小，老先生有學問但不大參加我們談話，我們有不懂的他耐心向我們解答。他有一股傲氣，覺得懷才不遇，流落到靠教會養家吃飯，對社會、對國家、特別對軍閥非常不滿。聽他大兒子講，他信教是迫不得已，怕人打擊才找教會庇護的。

　　大女兒我們叫大姐，人長得不好看，中學畢業教小學，一直沒有結婚，快三十了，憤嫉世俗，罵世道不好，男子都不好，很可能是她找不著對象，沒有結婚的原因。大兒子也是一肚子牢騷，同我很好，但有時也諷刺我幾句，說我家是財東。我也是個不服氣的青年，同他也吵架，但同他一鼻孔出氣罵人時候多。我從四川鄉下來，一年多才把土氣鄉巴佬帽子甩掉，家中雖開工廠，卻是個小廠。同沙市那些大字號，大雜貨號，洋行等不能比。像我這樣的小廠的小老闆同錢號小開、小先生更差得遠，他們把我們當作野孩子看待。我哪吃那個氣，王家就成了我們小青年發氣的場所。我在那裡罵那些有錢人的子弟和聖公會長。

　　到了初中二年級，我二哥忽然叫我去重慶考川東師範學堂，因為這個學堂是專為川東各縣辦的公費學校，學生讀書不要學費，畢業後還保證給工作。我在十四歲時就去了重慶，這次才體會到川江輪船的生活。我自然坐統艙，最低層的艙位，照規定是有一個床位的，事實不然，統艙在船低層一個大艙裡，有幾十個上下鋪木板床，但這些床都由統艙裡的茶房分包了，你要睡床就得給他錢。那時由宜昌到重慶要走三四天，給他幾塊現洋，他不但給你床鋪而且管你吃飯。否則不但沒有床睡，只好坐在空地方，而空地方實在很少，因為到處都是行李、貨物堆滿了，而且只能吃到船上給的粗米加沙子的光飯。我花了幾元銀洋買了個茶房服侍。

　　在重慶川東師範開學不到一兩月我就被開除了，當時我不知犯了什麼錯。暑期未開學前我就到重慶也就住在川東師範學校學生宿舍裡，那時還未開學，我同房是一位巫溪同鄉姓邱的，我們兩人自然同玩同住，他有位哥哥在川軍不知哪個部隊的一個連長那裡當文書，他帶我去認識了，我們來往很多，我常請他們去吃豆花飯。重慶又比沙市市面大，熱鬧得多，我的玩性又大起來了，把軍隊的文書領來學校玩，在球場上（川東師範校內只有一籃球場）我去亂打一陣。

　　大概那時學校最反對軍隊的人來校，我常帶那位姓邱的哥哥來校，遭到多數學生反對，學生會向我提出過警告，我置若罔聞。開學不久，還沒有上一星期課，學校就掛出牌子把我開除了，理由是行為不軌，在校破壞校規，在外結交壞人。我那時暈頭轉向，無法申訴，只好向我二哥在重慶的朋友處借了點錢坐船回沙市，挨了我哥哥一頓大訓，又請求聖路加回校讀書了，好在剛開學不久，作為遲到學生允許我人校。這件事是我讀中學的一個插曲，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我始終摸不清是什麼原因，對家裡我說是因為打架，他們也信了。

　　三十年後，1951年我被派去重慶任西南外事處處長，在黨的關係上受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領導。宣傳部的原副部長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老黨員，他就是跟我同一個川東師範的學生，他那時已是共產黨兼國民黨員。在學校裡活動，掌握了學生會。據他說他們那時最反對川軍內的一些人，他們與川軍作對，後來曾演成教場壩鎮壓學生集會打死不少學生的慘案。使我想起了那時我與川軍一個連長的文書過往太密切的事。我估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居然把軍隊的人引進學校裡來，犯了進步學生的大忌，我被開除是不能避免的了。其實我是被冤枉的，我那時只因是同鄉好玩，對於政治一點也不知道。

　　重返沙市進入聖路加中學後，我不知不覺地捲入了國民革命大風暴中。

　　2．大革命中趕潮頭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荊州、沙市工商教育學生各界在沙市徑太會館開追悼大會，我們聖路加中學也參加了，我是第一次聽到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背誦他的遺囑，知道國民革命、打倒列強、除軍閥的事。那時我們常去沙市大堤上看日本水兵在草場上踢球，但每次都受到那些水兵們的侮辱，不是拿球踢我們，就是推我們走開不許靠近。每次我們都很生氣，既恨他們又想看他們踢球。有時沙市江邊還停泊有其他外國的小兵船，多半是英國的，我們走近江邊去看，也被那些高鼻子、黃頭髮的水兵無理地趕走，所以，心裡很恨這些外國水兵及兵船。

　　聖路加中學這時聘請了幾位武漢來的老師，其中有位姓童的叫童世光，還有一位叫劉以成，他們是青年教師，姓童的教算學，劉老師教史地，我對他們在教書方面不大感興趣，卻喜歡看他們給我們看的課外書：三民主義，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還有許多小冊子，看了使我大開眼界，興趣馬上就被吸引到打倒列強、除軍閥這些道理與活動中了。

　　6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荊沙各界馬上組織後援會，積極援助上海人民的反英日帝國主義鬥爭。說來也怪，聖公會牧師楊器之是我們學校最高負責者，他卻也是後援會的發起人之一，而且支持我們學生的活動。他能聘請和允許童劉兩先生在學校散佈國民黨的宣傳品頗不容易，因為荊沙駐的是北洋軍閥的軍隊，專殺國民黨。現在想來那位平常道貌岸然、不大言談、態度嚴肅的牧師可能是地下的國民黨人。

　　7月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派出「五卅」慘案宣傳團到長江沿岸，也來沙市，揭露帝國主義罪行、向各界募捐、接濟上海罷工工人。在他們未來之前，荊沙學生已上街遊行示威。為了迎接全國學生會宣傳團，我們組織了荊沙學生會，同社會上三育社聯合接待他們。這個「三育社」我們不知道是個什麼組織和背景，那時只知道其中有一些沙市名人，有錢的商店老闆，好像很有辦法，他們有錢也可以同軍政人員辦交涉，跑腿活動都是我們青年學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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