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83)_學達書庫

八三

　　臺灣的政策承認雙重國籍，而大陸的政策不承認雙重國籍，但雙方都有處理僑胞事務的機構：臺灣的僑務委員會、海基會都是極有勢力的組織，大陸的僑務辦公室，工作也很積極，這是中國的一大特色。我想是與當年孫中山先生推動革命、反清建立民國時，得到海外中國人大力支持有關，假如當年孫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沒有僑胞襄助，革命可能不會成功，我想僑胞關心國是至今未變。

　　一年前，我與朱撫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鐘佩女士談話，他們表示無意遠遊，準備在臺灣終老，並婉拒了許多歐美友人邀請他們出門做客的計劃，這在臺灣是很不多見的例子。

　　中國的希望在誰身上？這是一個常被提及的問題，我想凡是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有一點責任吧，當然，我們更寄望于年輕人。但年輕人也需要較年長的人來領路，因此這些領路人的責任很重要，最要緊的是不可把年輕人領入迷途和絕路。在美國的中國知識青年，他們大都是土生土長的華僑，其次就是海峽兩岸來的留學生，主要影響這些人的當然是他們的教師。土生土長的華僑99％是純粹的美國人，除了不是黃頭髮、藍眼睛、白皮膚之外，他們和美國人無大差別，不過因為美國多少年來對種族的歧視與偏見，他們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這些人之中常過於自卑或自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華僑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較好的是開洗衣店和餐館（早期稱為雜碎店）。現在洗衣店已式微，但開餐館的仍為數不少，而且頗有成績，有些已不在中國城開餐館，而轉移到繁榮的市區。紐約就有好幾家中國餐館開設在繁華的第五大道，這是更上層樓的挑戰，他們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學，轉行做醫生、工程師、科學家和律師。近十年來，來自臺灣的學生得天獨厚，由於家庭經濟好轉，很多學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館打工來維持生計了；大陸來的學生則較清苦，但也很能應付環境。大致來說，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能到美國深造是有福的，不過他們的將來是否回歸鄉土，這就要看中國準備如何接待這些精英了。

　　我來美之後兩度被選為共和黨族裔黨部全國主席。我當選主席後許多亞裔黨人加入，因此我很瞭解他們的心情，他們雖大部分已成為美國公民，但仍有深厚的鄉情，而且不斷在海外從事爭取自由的工作，有時使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知道該怎樣應付。美國倡導人權，但有許多情況又不能不屈服于現實，於是有了多種標準，常常吃力不討好，兩邊做人難。

　　天子文物展

　　中國音樂家許斐平很能代表現代中國人的失落。

　　許斐平在大陸已是一位優秀的青年鋼琴家，來美國學音樂時更是胸懷大志，在紐約著名的音樂學院進修，教授認為他是20年來朱莉亞學院最有成就的學生。畢業後他準備返回家鄉，但六四風波使他有點擔憂，他不知道是否能夠有一個安靜的環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場爆滿，一連4次「安可」聽眾仍不肯罷休。散場後我請許斐平夫婦和他的夥伴到我家消夜，他說：「我不甘心在美國教書，這兒的美國孩子不用功，無啥可取，但現時我不能回中國，只好暫時在此棲身。」這話使我感慨不已，中國人為什麼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間，我們的機構開始籌備兩個訪問團，一個是美國工商訪問團，一個是文化交流訪問團。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國出土文物展覽，名為「天子文物展」，本來美方很希望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能將收藏品選擇一部分運到美國各大城市來展覽，但臺灣方面很擔心古物運到美國後會有麻煩，又怕到了美國是否能再運回臺北。我數次和秦孝儀商量都無結果，只好作罷。

　　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與中國文物局商議，將出土文物運到美國巡迴展覽，白宮雖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覽搞得有聲有色，臺灣方面知道這事後，勸我不要支持這項展覽，一時使我左右做人難。為了顧全大局，我退出了，讓其他機構去做。這項「天子文物展」，在美國前後共展出一年多，成績不錯，後來物歸原主，全部運回中國了。這次展覽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馬俑、金縷玉衣以及許多珍貴的出土文物，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來在中國發現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到臺灣展覽，讓臺灣同胞們也見識一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遺跡，也瞭解一下中國帝王的窮奢極侈。

　　共患難不易，共安樂更難

　　孫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創立民國，是先知先党的豪舉，但其中所經歷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國權貴借鏡。當年孫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為目的，一定沒有料到中國政治的複雜與紛亂。後來果然有袁世凱圖謀私利，想做皇帝；之後又是各路軍閥割據，中央政令無法下達。而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廖仲愷也于孫氏逝世後在廣州被刺，兩人均於1925年離開人世。他們無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國人省思。

　　廖仲愷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鳳舒先生之弟），少年時在三藩市讀書，深受異族的歧視，後來回國學中文；雖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對當時貪官污吏的腐敗非常氣憤與不平，同時也深感傳統教育不足以救國，於是又去香港，再習英文。在香港，他又厭惡英國殖民地的習氣，於是又東渡日本求學，在日本期間不但結識了孫中山先生，也結交了不少革命豪傑，參加同盟會，獻身中國的革命運動。

　　廖氏一生充滿了傳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門，雖在封建時代，但關懷國是不讓鬚眉，她反對婦女纏足，並於婚後與廖氏同去日本求學深造，兩人充滿了改革中國的理想尤其是對改造社會及革新經濟很有一套。他們當年和孫中山先生談到「平均地權」的理想，可以說是後來臺灣所辦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減租」的先聲。

　　後來我有機會讀到廖氏所提出的換契案，並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證過，知道當年廖氏想先在廣東省實施。他要求廣東的地主以兩個月至四個月為期，把舊的土地印契交與政府，再另發新契，由業主自行呈報地價，政府則按地價抽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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