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82)_學達書庫

八二

　　母親帶著我們姐妹數人暫時避難天津，因為當時大家都擔憂日本軍隊會入北京。我年事漸長才瞭解，當時的情勢是中日談判若破裂，日軍可能會攻入北京。這就是東北事變，中國東三省被日本人侵佔，當年的少帥張學良大概是不到30歲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史學家對「西安事變」有不少報道，但直到近年來才有較多的中文史料公諸於世，尤其是臺灣在黨禁、報禁解除後。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張學良三緘其口，差堪告慰的是與他相廝守的趙四小姐，終於在他們兩人都步入暮年時正式結為連理，並由四川人瑞張群老先生做他們的證婚人，這真是段佳話。

　　我在臺北住過多年，但從未有機緣見到張少帥。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小弟溥傑見面，他們是旗人，而且在東北住過多年，據他說、他和張學良很熟悉，並要我帶話問候張帥。我把話傳給了張群先生，張群對我笑說：「我們現在成為病友，常在醫院見面，真是同病相憐噢。」

　　同年我訪問北京時，也在一個宴會上見到了中國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他在得獎影片《末代皇帝》中飾演中國戰犯的獄長，負責管理溥儀和溥傑兄弟等人，演得有聲有色。在北京王府飯店的宴會上他對我說：「我的本業是演員，現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來就是演戲，有些人是好演員，可以假戲真做，或是真戲假做，很使人動容；有些人不會演戲，有時不免吃點虧。英若誠一切都會做得很好。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辭職的文化部長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書，數年前還到美國訪問，他說他最喜歡的美國城市是波士頓。波士頓有濃厚的文化氣氛，是歷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較開明、有創意的作家，喜歡波士頓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國的文化人與作家都對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時多關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與文化人的關係做些對文化人的公關工作，這就難了。我讀過他的小說，覺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適於做官的人，果然後來他辭職了，有一陣子還回到他的故鄉。前一陣子北京召開人大和政協會議，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說他現在無官一身輕，可以專心寫作了。

　　中國的文化部在北京舊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舊時風味，我每次到那兒去，常常會回想到兒時的京華。記得初，在香港念書，常常看到張恨水寫的長篇小說，其中有一本《京華春夢》，寫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特色。張恨水的小說人物代表中國新舊交替時代的軍閥、梨園角色，和潦倒的騷人墨客、煙花柳巷的可憐人。林語堂後來曾用英文寫了一本《京華煙雲》，林語堂的文筆當然一流，可是他對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沒有張恨水那麼深入體驗，因此張恨水的章回小說確有它的代表性。

　　話扯得遠了，現在回到我們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記得我們是坐火車去天津的，月臺上和火車上到處是日本兵，他們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旅客們對這些日本軍人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敬鬼神而遠之。我們到天津後住在什麼地方已記不清楚，只記得過了不久，局勢平靜後，我們又回到北京上學了。

　　老師在課堂裡說，東北已被日本人佔領，並為我們講讀名作《最後一課》，使我終身難忘。1937年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那時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週三有音樂課，一位戴近視眼鏡的青年老師把許多抗戰歌曲傳授給我們，有《長城謠》、《滿江紅》、《流亡三部曲》和許多慷慨激昂的歌曲。這些歌曲代表了成長在悲憤時代年輕人的心聲。這場抗戰的洗禮，使那一代的人對國家民族有深刻的熱愛，而這種情懷是要真正體驗才能獲得的。二次大戰結束後，亞洲和歐洲都有不少描寫歐亞戰場的電影，西方編導著重描述德國納粹黨的殘酷和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編的電影《戰地鐘聲》和另一部得獎電影《女童日記》，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國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錯。

　　近年來我曾看過一些中國的電影和電視劇，編者和導演嘗試把抗日時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銀幕上，但很難抓到當年人種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戰一開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國讀書，等到他們回國時戰爭已結束，他們連半點炮火味都沒嗅到，回國後因為有碩士或博士學位，於是當上政府官員，這和受過八年抗戰苦難的公僕感受自然迥然兩樣。

　　金圓券與美國簽證

　　我初到美國時常接觸土生土長的華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華人，他們好像生長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不但相處對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國人的圈子裡還分廣東人和外省人，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又有了臺灣人。在這些圈子裡又可分為兩大類：靠左和靠右。靠左的當然是支持大陸共產黨，靠右的支持臺灣的國民黨。尼克松未與大陸接觸之前，在美國的中國人多半無須選擇，因為反正一般美國人不能到大陸去，也就無所選擇。但尼克松訪華之後，大家對這個神秘的古國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與中國建交之後，大家都紛紛去大陸旅遊、探親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熱鬧。這種情況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開始有了爭論，有時無形中被迫選擇，這也是中國人的無奈與痛苦，這種心情、這個包袱不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官員所能瞭解的，也不是一般與政治毫無關聯的人所能瞭解的，中國的政治背景實在太複雜了，有些中國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尋煩惱。

　　中國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後第一次深深對中國人的命運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許有人會問：難道抗戰時期流亡學生沒有哀感？可以說沒有。因為那時大眾一心，共同目的是打敗日本人，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非但毫無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盡甘來。抗戰勝利後我到上海擔任中央通訊社記者，採訪接收大員和上海審判戰犯的消息，忙昏了頭，沒有時間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擊痛是1948年冬，看見上海老百姓前呼後擁地在銀行門口排長龍換金圓券。我當時想，難道我們八年抗戰，辛辛苦苦所換來的就是這個悲慘的景象！

　　名作家賽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寫中國農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國婦女的可憐命運，但對讀者來說這只是一本小說，或是一部電影，並不如自己親身感受來得悲切。那年我已結婚，陳納德將軍所辦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灘，我自己雖不需要排隊去擠換金圓券，但每天上班經過銀行門口時，總看見許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趕來排隊。當時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圓券或金條等物，是可能會被判坐牢或槍斃的。我對槍斃這個字眼非常厭惡，而有些官員似乎很慣用這個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國使館前等候簽證的中國人，排隊的長龍裡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動了，還讓人扶著在排隊。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們已走到人生的盡頭，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家到異鄉漂泊？如今在大陸排隊等候簽證出國的多半是年輕人和學生，並不是大陸的老年人不想出國，只是經濟不許可，也很少有親人願意協助，他們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機會受教育。

　　三四年前，臺灣還在爭論在位的高級官員不該持有外國護照，也不該有綠卡，後來條例放寬了，因為持有臺灣護照旅行簽證不太方便，所以臺灣政府也就沒有太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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