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81)_學達書庫

八一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華社發表了簡短的新聞，報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報》及《北京日報》等登載。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時大家還在搶救中，這些細節都是李夫人親口告訴我的。

　　李氏去世後，香港曾有中國畫展，據說有一張李可染的作品高價（100萬港市？）賣出。但據李氏母子告訴我，李氏去世後，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國家登記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買去的作品，據說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畫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許被當成商品般拍賣的，全由李可染紀念館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畫作能在臺灣做一次高水準的展覽，讓大家欣賞這一代藝人的神筆。

　　海峽兩岸的風風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為名、不為利，讓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看看我們中國人中有多少國寶了！

　　【訪西安】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訪問，這是我多年訪華最大的收穫，不但看到代表中國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寶。

　　西安就是歷史上的長安，所謂「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國詩詞有關長安的傑作太多了，歷代君皇既選擇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競求進身。西安是陝西中部平原被山帶河的要津，地勢優越，漢、隋、唐等王朝都以此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

　　如果西方是「條條大道通羅馬」，那麼東方可以說是「條條大道通長安」。這個地區除了土壤肥沃，有利於農業發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據說長安是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業往來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遠在2000年前就和外國有了交往，可說是國際交流的開端吧。

　　秦代長安還只是一個鄉名，直到漢高祖劉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婁敬和張良的建議，建為首都。

　　西漢時期，蠶桑大量生產，絲織的豐美多彩到了一個高峰，西漢皇帝常把絲織品賞賜給各國君長和臣僚。據說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西漢前期的絲織品，就充分顯示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超。

　　所謂絲綢之路是由西安北經陝西的分縣、長武，進入甘肅的涇川、平涼、過六盤山，又下厲河，再渡黃河，經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經鎮縣，有些不同。張騫出使西域，霍去病擊敗匈奴國，唐玄奘赴西域取經。走的都是隴西路線。

　　張騫出使西域時，隴西（甘肅邊界）常有匈奴出沒，張騫帶領隨從進入甘肅，就被匈奴的騎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單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後，才逃出匈奴國。翻山越嶺，忍凍挨餓地穿過沙漠，前後十有三年才返回長安，去時100多人，回歸漢土只剩下張騫和一名隨從。

　　張騫建了大功，被升為中即將。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這時離開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這次他帶了隨員300多人，大批金幣、布帛，主要目的在聯絡鄰邦，以斷匈奴的左右手，雖然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大功告成，西漢王朝也增加了許多與異族的交往，絲綢之路更是一片繁榮景象。

　　但好景不長，北匈奴在邊界陳兵數十萬，劍拔弩張，使漢朝絲綢之路大受威脅。當時的青年名將霍去病18歲從軍，24歲早故，他短暫的一生屢戰匈奴，屢敗匈奴，使西漢的河西走廊與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時剛好他們在舉辦「絲綢之路」紀念之旅，西安的歷史博物館展出許多有關絲綢之路的古物、壁畫、珠寶、玉石、衣物、用具、儀器、刺繡，以及外國使節貢獻的禮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觀。

　　在西安時，省府外務主任陳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為祁連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說，畫馬的藝術家都會去流連鑒賞一番，因為這些石刻充分表現出戰場上遊牧民族與馬群不可分的結合。

　　雖然中國習俗對掘墓有大忌諱，但人口眾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築，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現的。據說，在泥土之下深藏兩三千年前的東西，一旦見光可能會受損，因此文化部已決定要等科學再進一步發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後，再繼續出土工作，現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夠專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馬俑，無從想像古代皇侯的窮奢極侈。那天，我去看兵馬俑古跡，感慨與上長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古中國、埃及、印度都有殘酷的陪葬之風。古代帝皇死後，寵妃、侍衛和其他生前喜愛的東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裡。如今中國為俗要燒些金銀元寶、車馬用具給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這個流傳習俗的影響。

　　【中國人】

　　已故名報人、藝術鑒賞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電視節目中有一項非常精彩的評論，名為「中國人」；1988牟倫敦電視也做了一項深度不錯的中國節目——「龍目」，分別介紹近代中國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國觀眾有機會多瞭解中國人。可惜大陸和臺灣兩地的電視臺都沒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國人看到了後而且給予很高的評價。這充分顯示外國人對中國很好奇，並不斷進行探討，中國人對於自己的過去及未來也不能不加深瞭解和做些該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國人的外來壓力是東北事變。1931年我在北京東華門大街的孔德小學讀一年級，我們的教師叫李潔吾（已退休，現仍健在，我在北京時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畢業生。雖然我們只是小學一年級，他仍儘量在文學作品中使我們初步接觸中國文學的精華。我們都是六七歲的小孩，天真、無知，但常在家裡、在校內聽成年人議論紛紜，有些同學說家裡來了些東三省的親朋，使我們幼小的心靈無形中蒙上一層陰影，因為大人講到日本人時都面有憂戚。

　　父親當時在北大任教，同時也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務長，晚間常有客人來訪。他們在談論什麼當時我並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聽，好像來客們總在講避難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為什麼要避難，但我們知道這和日本人有關，使我對「日本人」三個字有了惡感，當時心中也有個大問號，我們為什麼這麼怕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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