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80)_學達書庫

八〇

　　1989年12月，我領了訪問團自臺北到北京。這個好事多磨的訪問團是中小企業的開路先鋒，雖然臺灣有人表示：「我說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團員們還是到了北京、見了江澤民、李鵬。團員們在臺北從未受到如此的禮遇。

　　我沒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穫是一份自足；我並不自命為勇者；但絕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頭，只要我自認為是正確又大公無私的事就該認真去做，畢竟生逢亂世，費解的事太多，既無需大驚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舊的民航大樓見胡逸洲局長時，他說：「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時見過面？

　　他笑說：「我是央行的，當年從香港駕機回國的機師之一，中國大陸稱我們『起義來歸』，臺灣說我們『叛變』，而你先生陳納德還幫蔣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飛機扣留在香港。唉，一轉眼30多年了！」言下無限感慨。

　　我本來想告訴他，我先生多麼冤枉，兩邊做人難，到頭來大家都不領情，他實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賣掉替國民黨打官司，3年下來，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的100多部飛機風吹雨打，只剩下了空殼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這批美國公司的飛機運去臺灣，只許整船運去美國，最後以廢鐵出賣，賣的錢還不夠付律師費。當時臺灣當局和吳國楨先生鬧意氣，吳國楨出國後我們才知道他要反蔣，蔣介石以為陳納德同情吳國楨而生氣，有兩三個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我去找張群先生，他安排蔣介石接見陳納德，才解了一個結。後來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場，還如此被誤解。當年蔣介石派葉公超到香港，要陳納德答應負責立刻把飛機接到臺灣，以防全部被運去大陸，外子快人快語，一口答應了，沒想到後患無窮，更沒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後，由於他在民航公司已無股份，我只好離去；離去是溫和的說法，該說是「掃地出門」。外子一生喜愛航空，別無所好，假如他真的愛財，自大陸撤退時大可發財；他不但沒有，還救濟了許多醫生、教士，我們到臺灣後和大家一樣苦。外子去世，我年紀輕輕的帶著兩個小女兒悽楚離開臺北，那種心情，如今回憶起來仍不禁悲從中來。這就是「兩航事件」留給我的災難。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區，那幢舊房子也真夠破舊，4部電梯仿佛老牛拖破車，常常像快走不動的樣子。有一天我問胡逸洲：「你們什麼時候搬家？」他說：「搬到哪兒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樓，我們仍留在這兒辦公。」

　　我多次建議他，民航局該政經分離，讓各地區自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負責，這樣不但有競爭性，也可拓展航空企業的發展空間，後來他們接受了。如今中國有中國國際民航公司（總部在北京）、東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總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總部在廣州）、西南航空公司（總部在昆明），廈門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較大的對外國際機場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主，其他的機場都在改建中。中國很需要一個合乎國際標準的機場，這一點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長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討論過海峽兩岸的通航，他期待兩岸直航。

　　我認為亞運是個好時機，建議韓國和臺北都能正視此事。漢城很精，馬上行動，韓國選手從漢城直飛北京。

　　開幕典禮時看見大家一起來競賽總是好事。胡逸洲說：「總有一天，我這個民航局長和那邊的民航局長會坐下來談談的。」但願如此。

　　【我所認識的李可染大師】

　　《傳記文學》1990年12月號，劉紹棠所編《民國人物小傳》中有一篇李可染的傳記，根據關國煊和林銘章的稿件，對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詳細的報道，在此我不再贅述。但我在他去世前兩年開始與他和他的家人結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兒子李小可及兩個在日本讀書的孫女（也在習畫）。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臺灣開畫展的願望。他的同行黃君璧老師（本人是君璧老師不成大器的學生）的門人吳休（現為北京藝術學院——又稱中國畫院的專業畫家和教授）和艾軒（名油畫家，名詩人艾青之子）都為此事歎息不已。對李可染，我只能說：一萬個抱歉，一萬個對不起。而臺灣的藝術家和鑒賞者，也是眼福錯過，無以補償。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畫的，後來經朋友引見才見到李可染其人，並且和他一見如故。中國近代書畫家中，近年來我特別欣賞李大師的畫、啟功大師的字，當然，黃永玉也是個天才。他們三個的書畫，我從1980年初開始收藏，其餘黃君璧早年的工筆花卉，張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潑墨荷花，溥傑的秀麗書詞，我都珍藏著。60年代，為了響應美國國家博物館（Freer）東方博物館的捐贈，我送了兩張名畫給該館，一張是徐悲鴻30年代畫的「八匹馬」（長八尺，寬兩尺半），另一張是溥心曾所畫的工筆仕女圖，現在仍由該館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節前，在北京和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見面，後來她又到我的住處「釣魚臺」來找我。據她說，徐悲鴻的畫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給國家，現在由徐悲鴻紀念館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兩張作為紀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鴻的畫冊給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眾的藝術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學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賢內助，李氏雖已去世，在北京我還和李夫人往來。李氏的作品將來就是國寶，不能出國，除非國家特准到國外展覽。我有一張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歲寒三友」圖，是由廖氏生前贈送，特別從北京帶回美國來的。

　　1989年初，我開始和李氏夫婦商談把李氏的畫作送到臺北展覽，李氏其時已到過日本開畫展。他有一個條件，希望他們夫婦倆能一同到臺北，同時希望賣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獎學金基金會之用。在臺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願意支持，但對李可染夫婦訪問臺北一事，則無人願意負責。大陸方面，經多次奔跑之後，李氏和中國文化部有關部門商量，官方同意讓他的作品到臺北展覽，一共50張，圖片都交給了我。但臺北仍對李氏去台有意見，於是，我建議由他夫人與兒子李小可跟隨李氏的作品到臺北。這個妥協的辦法還在商議中，12月6日我約他在其寓所見面，商談細節。12月5日中午我到達北京，他卻於12月5日ll時左右在寓所去世。緣慳一面，痛哉，傷哉！

　　據李夫人後來告訴我，李大師為了作品能到臺北展覽非常興奮，同時也一直和各有關方面商淡，做些準備工作。臺北方面也有人經過其他管道與李氏聯絡，但李氏夫婦堅持「只相信陳香梅，假如陳香梅辦不成，寧願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覽」。

　　12月6日是我們大家約好的見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幾位負責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談展覽和李氏獎學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臟病，來客談話過久，李氏也有些激動，剛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師談了幾句話後，頭垂了下來，來客還以為老人倦了，等到見情形不對再去找李夫人，叫救護車來時已經太遲了！未到醫院，李大師已呼吸停止與世長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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