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79)_學達書庫

七九

　　前人種樹，後人收果，現在香港地區人，日本人、歐洲人、澳洲人、美國人都有不少去海南發展。我們總算做了開發海南的開路先鋒。當年和我們一同逃離香港入內地的兩位工程師也曾參加這項艱苦的工作，也是義務的貢獻，國內不少大建築物也是他們設計的，值得驕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總該滿足了。

　　【開風氣之先的大陸訪問團】

　　我組團到大陸訪問是1989年初，臺灣方面報名的人不少，但後來備受各方壓力而不得不放棄。

　　大陸之行的成員都可以自傲，著不是他們開風氣之先，兩岸的接觸可能會遲一兩年，因為沒有人敢做開路先鋒，開路先鋒要有勇氣，有膽量。第一次團員名單如下：羅焯、陳健心、陳雅芬、雲震球、林士坤、劉北平、張慧文、謝明道、花憲章、顧大宗、劉傳志、劉蔡淑美、許汝學、林仲言、筒文雄、黃成華、James E.Bronghton 夫婦、Lo Chin Yu、Morgam Chem等。副團長是朱伯舜與郝福滿，領隊晏明，顧問陳春發、劉春華，隨團醫師楊聯勝，秘書張福賢，總務張中興、劉水木。

　　我要北京當局給這些人最高的禮遇。我們住進釣魚臺賓館的總統樓，總統樓是18號樓，比白宮還漂亮，除了接待國家元首外平時是不開放的。對各國退任元首和總理最高禮遇時也只招待住12號樓或第8號樓。但全體團員會住到18號樓，我和團員開玩笑說：「你們此生大概只有這一次住這幢賓館，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總統。」

　　團員們受到隆重的禮遇，如接受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的款待，在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櫻當時臺灣還有點醋溜溜的，為此許多成員不敢把和李鵬、江澤民合攝的照片帶回臺北。我想現在官民都有大陸熱，見到王兆國、丁關根和唐樹備就皆大歡喜了。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這個團從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熱情招待。當時上海市長是朱熔基，他設宴歡迎全體團員，又請外經貿正副主任沈被章和葉龍飛向團員做簡報，交換意見。

　　汽車大王、上海工商聯主委劉靖基老先生在他的會館張燈結綵地接待我們一行人，而且請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邊唱邊吃，好不熱鬧。大家稱劉老靖公，是臺北女企業家吳舜文的姐夫，劉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與名畫甚多，紅衛兵大亂上海時被拿走了一部分，後來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飽眼福。

　　團員中有3位上海人，他們離鄉已久。朱伯舜還特地去看望90高齡的母親，母子分離近40年，真是「少小離鄉老大回」，感人之至。

　　下一站是福建，我們訪問了福州和廈門。在廈門的鼓浪嶼可以看到對岸的金門，現在兩岸已無炮聲，只有歌聲。團員們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資，但未能親睹廬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個大有可為的地方，離臺灣近而且言語又相通，一見如故，當然是理想的投資地點。那時的福建省長是現任北京對台辦公室的主任王兆國，這人很有魄力，中央選他來擔任這項工作具有雙重意義。

　　最後一站是廣州。

　　當時的省長是葉選平，他是葉劍英的兒子，廣東人，在廣東頗有建樹。中央數度要調他到北京，他都不願離開，但1991年3月間人大開會後仍然調他到中央做政協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臺上唱「梅花」，葉省長年輕的秘書走過來說：「你聽，這是國民黨的國歌。」葉省長也很幽默，他說：「國民黨的國歌我聽過也唱過，這是梅花歌，你不要亂說。」

　　有名的粵劇花旦紅線女被請來了，她亦善於辭令，她對我說：「葉省長有命我可以不來，但今日聽說是歡迎陳香梅一行人，我不請自來了，而且要為大家唱一曲。」

　　那天晚上大家極為盡興。

　　1990年我再度組團到大陸訪問，正式開始了海峽兩岸的交流。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誰曰不然。

　　【從亞運出發】

　　1990年9月，第十一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由於臺灣選手準備參加，從年初開始，兩岸有較多的接觸，新聞報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雖是本屆亞運理事，卻一概不參加商業方面的事情。臺灣選手終於可以到北京一顯身手。

　　海外的中年華人，無論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懷鄉心結，這種懷鄉病使許多華裔外國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會「想家」，這是一種「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家國憂思吧。家國憂思之外，童年的追懷每每與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燈火、父母的恩情、師長的關注、青梅竹馬的故事……歷歷宛如昨日，這更加深了海外中國人對故鄉的牽掛與眷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或許就是許多海外中國人要回鄉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16號，後來搬到貢院。我在孔德小學上學，孔德小學在東華門大街，離東安市場不遠，現已改為27中學。

　　華盛頓是我單槍匹馬、歷盡滄桑的戰場，有血有淚、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雲暫時停駐的地方。

　　臺北是我婚後的小窩，也是我和外子離開大陸後的「家」。三四十年來，我在美、台之間來來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願做圈內人，因為地方雖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雲，也可能被陰霾所掩蓋。

　　我在北京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鄉情怯，抬頭只見灰色的雲、灰色的天，感慨之餘作了一首詩：別時心情沉重；離恨濃似秋雲；誰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個十年！

　　別時我是青春的雙十年華，
　　再來時我已飽經變亂，
　　嘗盡人間的世故與辛酸。
　　……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臺北，他們在美國華盛頓出生，是道道地地的華僑，兩人都出自醫科，當年隨著民航空運公司自上海撤退到臺灣後，一直留在臺灣工作。我要去大陸訪問，他們比我還緊張，擔心會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說：「我這輩子好像從來都沒替自己想過，一切都是為了奉獻，一切都是為了『別人』，而『別人』又何嘗設身處地替我著想。」

　　1989年8月，我自華府去北京。

　　我對北京的朋友說，臺灣有許多理由不到北京參加亞運，但我想臺灣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參加亞運，因為臺灣非常講究實際，非常重視參與國際活動，因此官話說完、人罵夠了之後，最終還是一個字——「去」，然後再加三個字「我們去！」甚至大家搶著去。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