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78)_學達書庫

七八

　　會談結束後，例行公事：拍全體照，由禮賓司安排。我們的談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

　　臨別前，舅父廖公對我耳語說：「明天鄧老請你單獨吃飯，只有我和你舅媽作陪，我們還有些私人話要談談。你不用和別人多說，我會到釣魚臺來接你。」我點頭答應，於是我們一行離開人民大會堂又到外交部會見，後來又到中國的國防部、人大、政協等機構，總而言之，沒有一分鐘休息。

　　史蒂芬斯夫婦受不住了，於是他們在釣魚臺賓館休息。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婦到長城遊覽，由美國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媽來接我。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內一間較小的會客室吃飯，服務人員把飯菜送入後就走了出去，在門口待命。

　　這位風趣的鄧小平和我開玩笑說：「你的舅舅有氣管炎，你知道嗎？」

　　我看著舅舅說：「他很好嘛！什麼時候有了氣管炎？」

　　鄧老大笑：「他說，不是氣管炎，是妻管嚴。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煙。你舅媽每天只給他3根香煙，他常常偷我的香煙，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歡抽煙。」

　　舅媽說：「鄧老你也過言了，我真管不著承志，他不聽話。」

　　廖公苦笑，他說：「我是左右做人難，自從心臟搭橋後醫生要我少抽煙，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埃」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閒聊。

　　鄧老忽然對我說：「陳女士，你做錯了一件事，你怎麼可以幫助臺灣把中國的產業雙橡園給了臺灣，我知道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總統參謀律師幹的事，那位律師叫什麼名字？」

　　我答說：「他叫葛柯倫，在華府很有影響力。」

　　鄧老問：「他是共和黨嗎？」我答道：「他是民主黨。」

　　鄧老說：「那你是共和黨，你們兩人合夥幹了這樁事，對不起自己的祖國啊！美國國務院都同意這是中國政府的財產，該歸還中國。你們偷天換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臺灣是怎麼感謝你的？」

　　我想我該解釋一下了。

　　我說：「鄧老，這件事說來話長，除了雙橡園的產權我們協助處理之外，臺灣關係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門大廈秘密起草的，當時還有高華德參議員等人。我受臺灣之托，也覺得要為他們留個面子，因此才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當時不但受到美國國務院的阻攔，連臺灣的外交部也不領情，因為他們辦不到的事，我辦到了。為了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當時知道這個後果，我就絕對不白幫這個忙。」

　　廖公說：「這是舊帳了，不算了，對不對？」

　　鄧老說：「陳女士，你看你做好人，臺灣不領情，還說是會議員高華德做的，是高華德的功勞。你以後可不要再做這些傻事，臺灣人太忘恩負義了，你說對不對？」

　　我知道中國兩岸的統戰都做得很到家。對於雙橡園複雜的來龍去脈現在不想再提了。總而言之，一句話，當年負責參與這個大計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雙橡園今天當是中國大使的公館，臺灣根本不能保有雙橡園。這一件事臺灣對我實在太不夠意思了。

　　雙橡園的後遺症也為我增添了不少麻煩，我不願多講。

　　後來舅父廖公說因為陳香梅對祖國的貢獻，勿再追究，這才算了事。

　　鄧小平對我私下的問話可見他對於臺灣的情況很清楚。

　　我們那天的宴敘很輕鬆，也很隨和，我對我舅父廖承志的隨和、誠懇、關愛永記於心。他為了民族大義，為了一項忠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國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國民黨的牢、共產黨的牢都坐過了，嘗盡了苦頭，但始終意志堅強。他于1983年去世時也是兩袖清風。他和他的父親廖仲愷父子兩人真是中國人值得學習的好榜樣。

　　其後10多年的歲月中，我也有機會見到鄧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兒鄧林（她是畫家）和她的夫婿吳健常（中國企業家）、大兒子鄧朴方和三女兒蕭榕，即鄧椿，她曾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她也是《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該書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國出版商經理，銷路甚好。

　　鄧林是一個藝術家摸樣，穿著甚隨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國賓館釣魚臺和她獨自見面。她說她的父親就是喜歡和子女們同住在一起，而且對於孫兒孫女特別寵愛。

　　我在10多年來，除了中國的第一人物鄧小平之外，對於胡耀邦等都有親切感。其他如江澤民、李鵬夫婦、朱熔基、鄒家華、李嵐清、薑春雲、李瑞環、丁關根、喬石、劉華清、胡錦濤、榮毅仁、錢其琚吳儀等北京領導人也有不少接觸。軍委方面如劉華請、遲浩田、徐信等人也在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工業的研討中和我們的機構有過接觸。中國在以前蘇聯的影響下，大事整軍，大家吃慣了大鍋飯，是所謂「鐵飯碗」，現在一時之間要全部改變換新實在不容易，這一個階段使中國領導人相當頭痛。一個體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過程。

　　1995年海峽兩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觸，我們曾是開路的人，猛然回首，能無感慨。

　　第一次回中國大陸之後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運董事長郝福滿先生（Irving Kaufman），又領著北歐航空公司和一些歐洲航空界專家到還未建省的廣東海南島的最南唱—三亞市協助籌備三亞機場當時中國的海南既窮又落後，我覺得光是協助沿海的開發特區如上海、天津、廣州、福州、汕頭是不夠的，海南是個寶地也是個寶島。我說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慮把海南建省，把三亞的軍事機場搬到另一個地區。我和一些專家們7次從海口（行政區的都會）到三亞。行政區的主任是孟慶平，是礦業專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貧乏的地區工作。我們一見如故，每次我們大夥兒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區的政府賓館，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師等和民航局的官員陪著我來回於海口和三亞之間。其他人都在想辦法賺錢，我只想為祖國做些有意義而且是基礎建設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緒，北歐的貸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簽約了，然而發生了「北京風波」，北歐的三亞機場投資人全部退出，後來把一切轉讓給法國接手。我們貢獻了5年的時光，近100多萬美元的投資，還有無盡的心力就只好讓別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榮，三亞機場亦於1992年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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