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33)_學達書庫

三三

　　【第二篇　華府風雲】

　　十二月的冬夜，
　　說聲再會，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風聲，雨聲，
　　微溫的爐火，和著
　　寂寞的燈光，
　　一個人影。
　　——《爐火》

　　【定居華盛頓】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愛上層樓，
　　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卻道天涼好個秋！

　　詞人辛棄疾這首詞我最欣賞，少年時代的愁滋味的確是無病呻吟，雖然我在15歲時就喪母，其後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軍佔領的橫行霸道，接著是到大後方卻做流亡學生，直到1945年大戰結束，中國抗戰勝利。這期間我和姐妹們都是飽經戰亂，不過年少無知，對於一切感受都無深刻印象，因為無論生活如何艱苦，希望都寄託在明天。

　　陳納德將軍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後，我的確嘗盡了人生的苦果，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到美國，一個最現實，最缺乏人情味的國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華盛頓去，單槍匹馬地面對未來不可預卜的命運。現在回想起來，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兒的勇氣！

　　或許，因為我太年輕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華盛頓進軍。

　　從肯尼迪總統到約翰遜總統、尼克松總統、福特總統，至卡特總統，每位總統都有一份有職無薪工作派給我，這是一份榮譽，同時30年來我一直是美國共和黨內的主任委員，也是財務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之一，並任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這不是我的榮譽，是中國人在美國的榮譽。現在且先追述初到華府時的種種。

　　陳納德將軍死後，我年紀輕輕的就變成一個獨身的女人，置身于一個陌生的城市——華盛頓。30歲守寡是太年輕了，更何況是隻身在異國。記得二次大戰在中國做流亡學生的時候，任何失落都讓人覺得難以忍受，因為，周遭沒有一處你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沒有任何力量支撐著你，在這種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覺得它陌生，充滿敵意。

　　丈夫去世之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懷念他，需要他。愛情臨到你身上時，你從來不會覺得它十全十美，因為人的希求總是永無滿足，在愛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憐歡少」。等有朝一日愛情突然離你遠去時，任何事、任何人也改變不了它的時候，回憶會使失去的愛情變得分外的美好，伴隨你直到永遠。在戀愛中的人們要問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對彼此的要求也太過分了，及至他們終於得到問題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變作陰暗，愛情也隨之消失了。存在於我們之間的是一段未完成的愛意，如詩如畫，才開始，就中斷了，那些瞭解並能體會愛的痛苦與歡樂，以及男女間微妙關係的人，會珍惜那些美好的時刻，曾經愛而又被愛過的人，今生今世當無遺憾。

　　我初次到美國是在40年代，那時我和陳納德將軍新婚未久，我在東西兩個世界中都覺得很安全，因為美國是我丈夫的祖國，而他是我寄託終生的伴侶。現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兩個稚女，我必須先作一些重大決定：未來的日子，我該如何打發？我們要定居在哪裡？我應該找什麼樣的工作？這些都是待解答的問題。

　　首先，居處就不容易決定，我的父親和繼母住在舊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薩斯州，妹妹從事科學工作，妹夫服務于當地銀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該住在父母附近，還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後，我選擇了華盛頓，主要是因為一些牽扯到陳納德將軍遺囑認證及產業等法律問題，需要我就近處理，由於陳納德將軍在華盛頓有一處辦公室，故決定就在該地以便處理遺囑之各項事務，反正我們在美國也沒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陳納德將軍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們的律師顧問全都在華盛頓，於是我聽從了友人的建議，就在華府定居下來。

　　我們的財務狀況並不良好，陳納德將軍去世之前，因為從大陸退到臺灣，又因與大陸因民航機事件在香港訴訟兩年，公司經濟情況困難萬端，不得不把當年他一手創辦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給美國中央情報局。這件事後來才慢慢傳出來，至於我本人，壓根兒就不知情。我想是因為先夫歲數比我大得多，他要保護我，不讓我接觸一些人生的殘酷現實。當他去世後，中央情報局急於請我離開民航公司，雖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創辦人，看著它成長。我想繼續盡力和臺灣人共同發展公司業務，然而新的老闆促我離開臺灣，他們說陳納德的親蔣色彩太濃厚。現在想來，這是因為我年紀輕，又是女人，他們才敢欺負我。如果當時我不是30而是40歲，有更豐富的人生經驗，我很可能提起訴訟，但是我什麼也沒做，因為我不懂。我深受傷害，既然他們不留人，我為什麼還要留下，自討沒趣？這是我來到美國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聽來也許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經賣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我在公共關係部門工作，陳納德將軍說過：「你學航空這行，該從下層做起。」他不曾給我一個副總經理或其他高級職位，他不是那種人。我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但是許多最高階層的決定，我一點不知道，回想起來，我想陳納德將軍是為了不讓我操心，才把許多事情瞞住我。後來，甚至在越戰期間，還有人問我：「你難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賣與中央情報局？」我的確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個機構？先是想盡辦法要我離開，不到一個月時間，又把我的辦公桌搬到另一間辦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裡的臺灣職員見此情形，都氣憤非常，但他們的職位不夠高，無法挺身而出，為我仗義執言。我知道他們的驚訝一定不下於我，居然有人會如此對待公司創辦人的遺孀。

　　那時我對國際間的權力爭端一無所知，接著我收到律師的一份通知，要我到華盛頓去幾天，處理與陳納德將軍產業有關的問題，在這時候，我決定我必須到美國去。當然，除此以外，陳納德將軍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慮的因素。我就是抱著準備面臨這一切問題的決心，到了華盛頓。陳納德將軍的產業並不大，加以被分割成這許多份，所剩也就無幾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終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個子女後來我漸漸熟了，我們現在仍然偶爾見見面。

　　我之選擇在華盛頓定居，倒非一定出於個人的喜好，而是因實際上的需要，因為陳納德將軍的遺囑得在華盛頓聽候查驗，我必須留下來處理他的產業，當時看起來那也許算不上什麼，不過它卻讓我有一段緩衝的時間，給自己找份工作，找個棲身之地，再給兩個小女兒選所學校，讓她們上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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