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自傳(2)_學達書庫

二

　　服侍母親的一位女傭是城裡人，長得眉清目秀，口齒伶俐，因為她是母親的近身女傭，其他傭人對她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媽和張媽常在背後罵她，說她是鬼靈精，她們說她時就說「太太房裡的」，喊慣了，真的很難記得她姓啥名誰。那個女人總是穿戴得很整齊，白上身，黑長褲，頭髮梳得黑亮亮的，一個圓圓的髻，髻邊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條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顧母親，對我們小孩也是愛理不理，但對母親倒真的照顧得很周到：母親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們在母親房外吵鬧，常常說：「到外面去玩，你媽媽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務正業，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就來找他的老婆，我們放學回家時，就會見到他坐在門房裡和男工說三道四。我年紀雖小但也不禁奇怪：為什麼一個精明標緻的女人會嫁給這麼不中看的男人。

　　母親對這個女傭很好，因為她很會照顧母親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時陳家沒男孩，只有五個丫頭，中國人說是五個賠錢貨）。父親白天把母親送到協和醫院後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傭留守在醫院陪著母親。我那年大概也有8歲了，說不懂事也有點懂事，那個女傭一直等在醫院裡，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電話，我還沒睡覺，我和大姐同床，父親到我們的睡房來說：「你媽又生了一個妹妹。」

　　在那個年代，中國男人常為了要兒子而討小老婆，父親受了西方教育，母親娘家又非常西化，當然小老婆在陳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靈中，我對那個女傭人很感激，因為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對父親我卻有點反感。六妹出生時母親大概剛滿40歲。母親的名字——香詞是外祖父取的，我們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歡這名字，後改名靜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蓮、香蘭、香竹、香桃。

　　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應昌，三弟應凱。他的二弟即我們的二叔陳慶昌，他于留學美國後回到中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參加了中國空軍，抗戰時被派到印度當武官，接待了不少當年到中國參戰的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行員。抗戰勝利後加入陳納德將軍組織的民航空運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做站1949年民航空運公司奉美國政府命令撤退，總部移到臺灣，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成立分部，經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二叔當時與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產黨員）發生戀情，已倫婚嫁，決定不與公司同進退而留守滬濱。20年間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複雜政情，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勢，我和大陸的親友消息完全斷絕。後來間接由香港方面傳來訊息，才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時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後來與溫風鳴女士結婚。二叔去世後溫風鳴女士定居南京，並被委任為南京政協委員和南京海峽兩岸聯誼會理事。我第一次回詛國訪問時，有關當局還特別派專員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會面，後來我多次回祖國也有機會和她聚首。地已80高齡，但仍參加很多活動，身體還健康，有一子從商，生活過得不錯。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領導招待時，她也經常應邀做陪容。

　　三叔陳應凱和家人解放前後曾到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後來還是回到廣州。陳家祖居在廣州，有一棟三進的大房子，在廣州市桃源上街。我于抗戰時，在廣州未淪陷於日軍控制前，曾和母親一同到過廣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于祖父逝世後即長住廣州，那棟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戶人家宅第。祖父陳慶雲是南海世家，年少得志，30出頭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討了兩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處。兩位如夫人都無所出，而祖母則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祖父去世時年僅38歲，據祖母告訴我，祖父對於當時的香港電車公司有興趣，認為這可以在廣州發展，有利廣州市民，於是認購了大量香港電車公司的股票，並規劃在廣州市發展。可惜當時民風保守，對於新科技更不甚了了，以電車取代坐慣了的轎子和人力車，一般人似乎還不能接受。祖父舉債買大量股票，到年終時要還清債務，找了平時認為知己的親友想借些銀錢過年，但都被婉拒。其實當年祖父有房地產做抵押，又有其他物業，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輕氣盛，一時想不開吧，便從自己的住宅五樓跳樓自殺而死。

　　祖母當時說這事來得太突然，因為她是小腳，小跑步到窗口前只拉到祖父的長褂一角，但人己從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後祖母一人承擔了一個大家庭，雖有產業，但孩子們都未成人，只好負起一切責任。祖母為了大兒子的前途，特別安排把年僅13歲的父親送到英國倫敦上英國的私立學校，接受外國教育。這個安排對父親的一生有甚大影響。年輕喪父，又被寡母送到異邦求學，這一切我想在一個年輕孤兒的心中一定非常傷痛。父親到外國留學後從中學到大學都沒有機會回家，因為要節省費用並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學畢業後，外祖父才給了旅費要他回家省母。

　　【童年】

　　我們陳家共有6個丫頭（北方人稱女孩為「丫頭」）。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歲。她出生美京華盛頓，我是父母自美國留學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鳳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較安定後才出生的。那時我們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說是住在東總布胡同。我只知道這兩個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兒，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雖然眾多，但半個世紀的離亂，各散東西，大家對往事都有點模糊，遠親甚多，近戚則寥寥可數，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對五六十年前陳家與廖家的往事就無啥記憶了。

　　和我較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們是母親的親妹妹。

　　九姨現定居美國康州，她嫁給廣東錢家，丈夫是名律師，叫錢乃文，現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戰時離異，現居加拿大。七姨是一個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來，據說現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沒和她見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給許崇清，許曾任教育廳長，後來又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很有學問；他們的幾個孩子都在科技和學術界頗有成就，到美國留學後就返回中國服務。我的表弟許錫揮現任中國中山大學校刊編輯，正著手寫中國對日8年抗戰史。希望臺灣學者和他合作。我母親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們兩個都是紅顏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時只有29歲。我的母親則死于癌症，享年45歲。三姨嫁給外交家沈覲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親當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資助，因為我們兩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親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兒去求救，這是我印象中比較深刻的一件事，後來求證於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們也說當年大家的確都靠外祖父提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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