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41)_趙元任

四一

　　§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1910到1915年作學生；第二次作物理教師；以後在1969年作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interdisci-plinary topics）。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1919年6月，我離開柏克萊到綺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 Ave）三一八號一家舒適的寄宿舍，比我作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號更近於校園。我來得早，得以參加6月20日康奈爾五十周年校慶。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內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 Hall）舉行。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quadrangle）西邊康奈爾（Ezra Cornell）銅像的揭幕。

　　1919年10月2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號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號試驗。我和同僚葛蘭載（Guy 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雖然我通常對於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號——仍然使我受了愚弄。

　　有一天，我於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作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確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適時到達綺色佳，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 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 C．Murdock）、崔沃、歐文思（F．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 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 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 Lane）。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於任何課程相比，並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戰爭》（War of the 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 Grammar of 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 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黎果克（Stephen 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 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 New Orthodoxy）；艾登內（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 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 Men Live By）。

　　對於弗洛伊德所著《雋智與不自覺》（Freud's Wit and the 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弗洛伊德瞭解雋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而不雋智。」對於康德所著《純粹理性之批判》（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說：這是「一冊重要書籍，但像韋星格（Vaihinger）那樣有才具的人花費大半生光陰，撰寫一冊接一冊的專書研究它，我覺得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書籍當然是教學及研究物理必要閱讀書籍之外閱覽的；我最不喜歡的一本物理書是鮑恩亭（Poynting）與湯普遜（Thompson）合著的，我不記得是《熱學》還是《機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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