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42)_趙元任

四二

　　我在語言方面的興趣在那些年代多少還保持。我是中文《科學》月刊在美國的編輯，寫了一篇文章，闡明中國國音字母與東方聲音之相互關係。1920年夏，我和一位王先生討論此事，我說：「一、中國必先統一然後方能專用拼音字。二、拼音字曖昧不明可籍字體多音節而免除。許多方言的口語大多是多音節的。三、拼音系統可適用於學術及科學的複雜領域，尤其是科學方面音譯的外國字。」事實上，在說完此話後不到一年，我便加入「國語統一委員會」，並撰寫及灌音一套國語唱片。

　　在音樂方面，在康奈爾這一年，我頗為活躍。我既作曲又為中國民歌合聲，並領導中國學生合唱團。我甚至從布來恩（Laura Bryant）小姐學習聲樂，在參加貝萊館舉行的慶典合唱團（Festival Chorus）之前達到高Bb。1920年2月，我定購一根價格四十元的豎笛，結果買了價格一百十五元的樂器，當年自然算是極高的價錢，我去聽音樂演奏，並觀賞史道克（Frederick Stock）指揮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四交響曲》，他指揮小提琴手用指彈的動作，只用眼睛擺動，而不用指揮棒。

　　在貝萊館舉行的一次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小提琴演奏會中，第一樂章演奏過後電燈突然熄滅，電線被我在日記上所記「（非）美國（不）榮譽軍團」（"un"American Legion of "dis"honor）綺色佳站一群人員割斷。一名招待員用手電筒協助演奏者，許多聽眾，包括我自己，以自己的手電筒照射天花板，以便獨奏人藉反光看譜，繼續演奏。學生們和攪亂人在外面發生扭鬥，最後終於恢復秩序，電線接通，音樂會在正常照明下演奏完畢。反對克萊斯勒的理由，自然因為他是奧國人，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左右。

　　綺色佳為美國北方城市之一，在冷靜的夜晚，可以看到北極光（Aurora Borealis），我在1920年3月20日第一次看到。我在綺色佳作了五年學生，本該適應那裡的氣候，不過某天早晨在洛克菲勒館物理第十四試驗室，室內溫度竟為華氏四十六度，對綺色佳來說也是不常見的，我習慣了加州的溫和氣候，覺得頗為寒冷。我心跳的老毛病仍然不時發作，常伴隨情緒抑鬱而來。有一次，我在夜半醒來，試圖召喚兩位醫生，他們都不要來，我的房東魯斯（Luce）先生給我一些溴化物（broCmide），我竟然好啦。

　　這一年我住醫院只有一天，2月15日，體溫一百度，脈搏九十二次，十九日便出院。有若干場合，完全是愚蠢導致生病。「中國科學社」那時成立未久，一些發起人試圖節省原本不豐的收入來支持它。我的康奈爾同學J．C．S．Tung發起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一次一天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科學社」那時已遷到上海，到了1920年左右幾乎已能自給自足。

　　截至現在，我很少提到我在康奈爾的朋友；似乎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時期為多——年長的朋友、年輕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綺色佳停留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寫一封通函寄給一百五十位左右朋友，是我手寫的而加以複印。自那次之後，我寄送四次那樣的通函，一次比一次長，我稱之為「綠函」，因為是用綠封面裝訂，或用綠色標題。這一次在康奈爾，我多次看到墨瑞特教授和他的家人，有時我帶著他的女兒路易絲和裘麗亞去看電影。

　　我看到康奈爾高班同學R．W．King，1912年班，我想是在紐約看到他。我給他看（我的格言），他也給我看《偉大人物可能想到的思想）。我不能稱之為朋友的一位訪客是南京來的蔔萊斯（Price）先生，我和他用我家鄉江蘇常州話暢談。另外一位訪客我知道的倒是很清楚，他是青年會的羅勃生（R．H．Robertson譯者按：第二部分第六節拼寫C．H．Robertson）博士，他到物理試驗室拜訪我，幾年前我聽過他在南京演講，我注意到他說的中國話完美無疵，帶一點我出生地天津的口音。

　　在那時我的年齡，我該對女孩子發生興趣，我也的確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鄺（T．N．Kwong）、瑞葩·貝夫見面，尤其和周淑安見面時候最多。我也和歐莉芳（Roberta Oliphant以後為Merrihew太太）及許海倫（Helen Huie）約會，並帶鄺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電影（譯者按：此電影為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所寫小說改編）。我和比我大幾歲的菲珀黛保持著友誼，在我割除盲腸的時候，她是照看我的護士。在康奈爾那一年，多數時候我專和周淑安約會，每當我去劍橋，必去看她，並和她一起到紐約遊玩。

　　我寫長信給她，在若干日記上以第二人稱稱呼她，在幾天樂趣之後回到綺色佳，我便覺得a sort of Vague－mut schleicht mir occasionally ins Herz hinein（譯者孤陋，不解其意，經請教懂德文友人據告：此句德文混以英文，大意為某種勇氣不時襲上心頭）。但或不敢太接近她，因為第一，在那個年代，處世的標準遠比以後嚴格，任何身體上的親近極不尋常，第二，我們兩人都已訂婚：我在兒童時代即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孩訂婚，前文我曾提到過；淑安和我的朋友胡宣明訂了婚，她的未婚夫是1910年送來美國的清華同學。我的確給我舅父馮聃生及其他親戚寫過信要求解除婚約，可是他們和我自己都不太認真辦理這件事，直到我返國後和別人發生感情。

　　我在康奈爾作講師，當然是每年簽約。1920年春，我接到施贊元自華盛頓來信謂嚴鶴齡博士拍電給他，要我下年到清華教數學。我向墨瑞特教授諮商，他告訴我，我可以向康奈爾要求休假一年，然後再來。我尋思了幾天，最後接受清華的邀請。去國十年，我覺得回國確具極大吸引力，此外，回國還有解決我個人問題的機會。

　　在康奈爾這一年，我的猶豫不決以及內向個性不似在芝加哥和柏克萊「旅行」那一年那麼壞，可是我的日記上仍有這樣幾段：「決心徹底改革，返回以前自我，以前我行事如聖徒」（1910年12月8日日記）（譯者按：年代似有錯誤）；又：「我懷抱樂觀的固執態度，和組織一切經驗使之成為一個大計劃、讓每件事物均有其地位與比重的習慣，使我心境平衡，充滿和平，我覺得在生理上對我發生極大影響，至少使我免除焦躁不安呻吟恐懼的煩惱。」（1920年7月24日日記）（上段是我決定回國後不久所寫。約一年後，我在日記中尋找以上兩段，並未找到。但我確曾寫過，一定誤放在其他筆記簿內，而未放在日記簿中。）

　　一旦我決定返回中國，縱然最後準備倉卒，一切總算進行順利。我發出幾十個變更地址的明信片，裝上手提包和衣箱準備隨身攜帶，另外一隻大衣箱和一個大皮箱托運到舊金山，還有三箱書籍及打字機裝船海運。當我橫越北美大陸之際，在換車地點，我還有時間訪問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城（Madison，Wis．），並和葉企孫在曼多塔湖（Mendota Lake）上蕩舟。我在舊金山搭乘中國郵船公司（China Mail S．S．Co．）一萬四千噸的尼羅號（S．S．Nile），於1920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十二分在手帕揮舞、彩帶飄揚、汽笛長鳴聲中緩緩駛離我停留十年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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