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36)_趙元任

三六

　　截到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戰開始時確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於1917年4月17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於1917年6月15日向徵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囂慶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1916年我在波士頓高蔔醫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於7月21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歷。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由於我住院開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開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里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

　　1917年2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係。到了12月，我因「鼻樑歪斜」又在醫療院開刀。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只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1917年12月2日日記）。可是我出院之後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開一次刀。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復正常。儘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綺色佳散步那樣陡峭。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 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別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繒（Victor 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夥，常開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 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 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後來由於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確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嫻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學。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

　　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鄧賴蔔（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丟掉毛線球，因而拉著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離開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並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並非在感情上我並無準備，我早年已對儂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內，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

　　這一定是1904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並未談及此事（譯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後並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決定採取行動退婚。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複我信，用語含糊不定。以後在1917年5月14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Sears Scholarship）、華克研究獎學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Sheldon TravelingFellowship）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開哈佛。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於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動身之前，我著實漫遊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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