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35)_趙元任

三五

　　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 Keller）講演。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 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型態，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並學習方言。一位朋友張雲（Chang 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注：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著他玩。張雲業已去世，1973年4月28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1916年6月我學會看仙後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我買了一架望遠鏡，1918年8月18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Andrew D．White' Autobiography）、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Arnold Bennett's Twenty－Four Hours a Day）、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DeMor－gan's Budget of Paradoxes）、及加洛爾的《豬怪獸》（Lewis Carroll's Hunting the Snark）。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我不大去聽公開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 Crothers）在正對著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

　　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於雄辯的演說家。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我作的獨幕喜劇《掛號信》在會議中上演不只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誌，該雜誌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誌社最後遷回中國）。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藉口只是藉口而已，我依然繼續作我喜歡作的事，不是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在《科學》雜誌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 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 Quarter）、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霍夫曼。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科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

　　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福朗查雷四重奏演出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1916年1月27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我倒蠻喜歡看《查理的姑母》（Charlie's Aunt），至於在舞臺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生（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1917年5月19日日記）。還好，我閱讀加洛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臺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將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1922年《愛麗絲漫遊奇境記》，1938年和1968年《走到鏡子裡》），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臺或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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