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鄉到美國(34)_趙元任

三四

　　§三、哈佛研究院

　　現在回顧一下從1915到1918在哈佛這三年，似乎只是繼續沉醉於研讀哲學，獲得學位。這種平鋪直敘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作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複也來哈佛，於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 Hall）七十七號房，後搬到八十五號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 Hall）。明複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傢伙需要理髮！」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號「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

　　1916年11月3日我寫道：「今日餘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羅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開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別，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別，品類上的區別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別等等。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並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席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回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討論會（seminars），在討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我在若伊思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討會極為動聽。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於領會。若伊思於1916年9月14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 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若伊思加以注解。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於1938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

　　裴瑞和侯爾特（E．B．Holt）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英籍教授侯恩雷（R．F．A．Hoernlé）見解不偏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並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1921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席佛，他以發明斜線「I」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內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孟德伯（Hugo 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 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只有我一個學生。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Library）內沙頓的小書房。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著。我並未選修韓廷頓教授的課，但徵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

　　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 Chinese Star Map Two Centuries Old，刊在1916年1月的《大眾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 Schlegel）1875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 Shing ming 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1917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 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 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我們時常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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