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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懷自述》中也對百團大戰有個說法:「如果當時看破了敵人這樣的戰略企圖(即不是要進攻西安,而是要打通粵漢線),那就再熬上半年時間,或者等敵人進攻長沙、衡陽、桂林以後,兵力更加分散時,我軍再舉行這次大規模的破襲戰役,其戰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義也要大得多……再者,破擊戰役後期,我也有些蠻幹地指揮……使(部隊)戰鬥力減弱了,使一二九師傷亡多了些。」

  陳賡在百團大戰中看到部隊受了重大損失,上級對自己的正確意見不接受,還派人督戰時,曾潸然淚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曾對此進行過尖銳批評。但在建國後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時,他卻堅持應對百團大戰作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贊成貶低它的意義,並把責任歸結到某個人的身上。

  陳賡所以能獨具慧眼正確看待百團大戰,是因為他能清醒地看待敵情。當時,堅持敵後抗日戰爭的條件十分艱苦,敵強我弱的形勢決非一兩個戰役能改變的。應當按毛澤東堅持持久戰的原則辦。此外,他一直以犀利的目光,注視著國民黨頑固派的動向。蔣介石雖然對百團大戰的勝利慰勉有加,但百團大戰期間,國民黨駐紮在華北的數十萬軍隊,卻沒有給予八路軍一槍一彈的配合。1941年1月20日,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向貴、眾兩院報告戰況時說:「昭和十五年度(即1940年),重慶敵軍抗戰之特色為作戰之非常消極,迄今未舉行主動的反攻,只有共產軍於去年8月在華北舉行比較大規模的出擊。」這也就促使日軍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蔣介石高興之處也在於此:日軍將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大量抽調到華北,以加強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圍剿」與「掃蕩」,使蔣介石可以騰出手來反共。這當然是百團大戰發起者始料所未及的。

  陳賡所以要問「這一仗是不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戰」的道理也正在此,因為他看到了取得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完成,道路還很長很長。他在1941年1月14日《日記》中寫道:

  大資產階級利用八路軍積極活動,牽制敵人,使大後方得到安全,使他們能積蓄力量,準備反共,準備竊取抗戰勝利後的革命果實。造出八路軍「遊而不擊」或者「百團大戰是假的」等謠言來刺激我們,更加積極地利用日軍來削弱我們的力量,或者消滅我們。大資產階級的狼心狗肺,昭然若揭。我們應該防備,應該警覺。

  陳賡在寫這段《日記》的時候,由於當時交通、通信聯絡的困難,他還不知道在安徽省南部,已經發生了國民黨軍隊聚殲新四軍近萬人的「皖南事變」。1月14日,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部隊向長江以北轉移,行至涇縣茂林鎮時,突然遭到數倍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的圍攻,新四軍被迫自衛,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項英副軍長被害,葉挺軍長被扣押。陳賡直到1月19日才知道此事,悲憤已極,在《日記》中寫道:

  (薄)一波、(安)子文來,知新四軍軍直及一個支隊在皖南之茂林鎮被大於我方兵力五倍之國民黨軍隊所聚殲,葉、項有被俘訊。驟聞之下,悲憤交集,恨不得即刻集結部隊,直搗皖南,與內戰挑撥者決一死戰,以泄吾恨。但布爾塞維克不能夠如此,因此終夜不能安眠……大資產階級無論在什麼時候,哪怕偶一對你發出笑容,那都是欺騙,都是笑裡藏刀。可惜我們過於純忠,不識好壞,結果中其毒計,這是愚蠢。

  陳賡所以在百團大戰時,反對蠻幹,反對把部隊拼掉,就因為他不僅看到當前的戰場,而且視野更加開闊,遠見卓識地想到未來。

  為了應對敵後抗日戰爭發展的新形勢,1941年8月,18集團軍總部命令成立太嶽縱隊(兼軍區),陳賡為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

  ※第十三章 衝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敵進我進

  1941年,敵後的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階段。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百團大戰,極大地震驚了日本侵略軍,日軍的大本營暫停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急調岡村寧次擔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又從華中抽調了兩個師團來華北,使華北的日軍總數達到了30多萬人,加上10萬漢奸部隊,主要用來對付八路軍。當時華北戰場上還有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但他們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就給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造成了更大的困難。

  岡村寧次積極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就是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來對付八路軍,不到兩年,進行了5次,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做法一次比一次野蠻,手段也愈加毒辣。大修公路、鐵路、據點、碉堡、封鎖溝、封鎖牆等,強化其「囚籠政策」。他的參謀長安達二十三曾誇耀說:「華北碉堡已新築成7700餘個,遮斷壕地修成11860公里之長,實為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里長城的6倍,地球外圍的1/4。」敵人「掃蕩」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對根據地的破壞也越來越厲害。在此期間,華北解放區面積也被敵人蠶食而縮小了1/6,人口減少了1/3,處於相當困難的境地。而太嶽抗日根據地困難更大,不僅日軍步步進逼,南面的蔣介石部隊和西面的閻錫山部隊,也不斷尋釁襲擾。

  對此,陳賡和薄一波首先以中共各級黨委為中心,實行一元化領導,統一對敵鬥爭的步調,逐步深入地進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對軍隊實行精兵簡政,減少非戰鬥人員,並進行開荒種地等生產自救運動,減輕人民負擔。村子被日軍燒光了,沒有房子,部隊自己上山挖窯洞住;糧食困難,部隊吃不飽,自己上山開荒種地。太嶽一分區政治部規定:幹部戰士除工作外,每天要用業餘時間採集14斤野菜上交炊事班,做成飯菜給大家吃。那時陳賡司令員同樣上山開荒種地搞生產,同樣背著糞筐拾糞,同樣和幹部戰士一起挖野菜吃野菜……就是這種情況,陳賡仍然積極指揮部隊作戰,大力發展縣區武裝和民兵隊伍,廣泛開展遊擊戰爭。主力部隊實行精兵簡政把人員減少了,因此特別注意加強訓練,提高素質,以增強戰鬥力。陳賡不止一次地對指戰員說:

  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他的軍隊是為近代科學與近代裝備所武裝起來的,而且敵人戰術的改進日新月異。我們是落後的國家,科學不發達。尤其是我們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出身好,但文化技術水平較低,以窳劣的武器與日帝對抗,尤其要準備反攻,驅逐日帝於鴨綠江外。根據以上情況,我們軍隊需要訓練,是異常迫切的了……我們現在的武器,雖然窳劣,但是我們有高度的政治素質,馬列主義的指導,如果我們再能發揚現有武器的威力,使之發生充分效力,我們是可以戰勝敵人的。問題就在於我們軍隊的訓練問題了。

  1941年以後,日本侵略軍對太岳區進行多次大規模的「掃蕩」。其中主要的有1941年9月的「鐵壁合圍大掃蕩」,出動兵力3萬人;1942年2月和秋季的兩次「輾轉抉剔掃蕩」,每次出兵七八千人;1943年10月的「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掃蕩」,動用兵力2萬人。對於反「掃蕩」作戰,經過認真思考,經驗總結,陳賡也提出了自己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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