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傳(23)_學達書庫

二三

　　※第七章　嚴峻的考驗

　　一、會見魯迅

　　歷史好像是在重複著。自從陳賡去了大別山，王根英一直在等著他，雖然能從國民黨報紙的新聞中，從反面猜到一些那裡的戰況，但是陳賡在哪裡呢？他生活得怎麼樣？卻無從知曉。萬萬沒有想到，1932年11月，陳賡又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突然回來了，並且又帶著一條傷腿。王根英急忙幫他和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將他再次送進牛惠霖骨科醫院診治。

　　陳賡向中共臨時中央報告了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中的經過和張國燾的錯誤，以及紅四方面軍撤離大別山的情況。對於他談的張國燾錯誤部分，中共中央不大相信。不久，中共鄂豫皖紅軍總醫院院長邵達夫來到上海，代表鄂豫皖省委向中央反映張國燾的錯誤時，才相信了陳賡原先說的話。因此，中共中央於1933年3月15日在給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中，嚴厲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及其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的表現。

　　當時中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很關心蘇區的情況，陳賡向他們談到紅四方面軍在反「圍剿」中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戰鬥故事，戰鬥的激烈和艱苦，以及指戰員的英勇頑強等情況，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他那充滿激情、有聲有色的精彩敘述，使大家深受感動，認為超過蘇聯作家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中所寫的情節。陳賡說：「那些戰鬥的艱苦和激烈，以及紅軍所表現出的忠誠和勇敢，比起現在那些描寫戰爭的作品中所表現的，不知要超過多少倍。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紅軍和革命群眾所經受過的這一切，即使將來革命成功了，也永遠不要忘記。」

　　當時在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朱鏡我，作了詳細記錄，整理後油印出來。他同意陳賡的意見，認為如果有個作家能把陳賡談的寫成作品，一定能成為不朽之作，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工作上發揮很大作用。

　　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魯迅先生，他那深厚的文學修養，他犀利的筆鋒，他的小說與雜文，在當時是無人能比擬的，如果他能對陳賡所講的感興趣的話……那該多好。

　　朱鏡我將油印材料交給了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的馮雪峰，請他去和魯迅先生聯繫。馮雪峰也為這個材料上寫的情節所激動，也認為應當請魯迅先生去寫，才會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於是很快將材料送給了魯迅先生，並提出了大家對他的期望。

　　當時處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環境中的魯迅先生，見到這個材料，仿佛見到了那黑暗天空的一束亮麗的曙光，也非常激動。只是油印的材料過於簡單，很希望能見到這位提供材料的紅軍將領，再聽他詳細介紹一下革命根據地的情況。

　　魯迅的邀請，使陳賡十分高興。因為他讀過很多篇魯迅先生的作品，對他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性、戰鬥性深表敬佩，認為魯迅是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即使在大別山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他的挎包裡也保有魯迅先生的書。如今不僅能見到這位景仰已久的作家，還聽說他的講話打動了這位老先生，準備寫一部反映紅軍鬥爭的小說，他怎能不興奮呢？

　　馮雪峰、朱鏡我陪同陳賡來到北四川路魯迅先生的家裡，夫人許廣平還特地準備了酒菜。魯迅聽陳賡談的興致很高，但不多講話，怕打斷陳賡的敘述，只是有時提個問題。陳賡詳細談了反擊蔣介石「圍剿」的戰鬥及蘇區人民生活等情況。魯迅先生非常瞭解舊社會農民的悲慘生活，所以最關心蘇區農民生活和土地革命，聽說農民挺起腰杆起來戰鬥了，非常高興，他於是問地主怎麼進行反抗和人民支援紅軍的情況。聽到人民送子送夫參軍和召開歡送大會的情況時，感到很新鮮。陳賡講到農民修新房四面開窗戶的事，引起魯迅很大興趣，說：「這是因為生活好了，開始注意居住的衛生條件了。四面開窗，空氣流通，這是一個進步。」這次交談，給陳賡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秋天，陳賡又接到通知，說魯迅先生有意寫紅軍戰爭題材的小說，希望「先前來上海養病的那位同志再去談談」。於是由朱鏡我把「來上海養病的那位同志」交給樓適夷帶到魯迅先生家裡。按照中共地下黨的紀律，上級既不需要把這個人的名字告訴樓適夷，樓適夷也不能詢問，所以當時樓適夷不知道這人是誰，只記得這個人臉色紅潤，略有風霜之色，身材較高，穿一件線呢單袍，像是一位從農村來的知識分子。只是到了魯迅先生的家，發現魯迅先生對這位同志確實是曾經見過面的樣子，並沒有叫樓適夷作介紹。

　　走進魯迅先生書房、臥室、會客室一室三用的大屋子裡，魯迅先生坐在書桌橫頭的藤躺椅上，陳賡坐在書桌邊的環臂椅上，就談起了紅軍的作戰情況，蘇區人民生活和軍民關係等，有許多生動的敘述，魯迅先生靜靜地聽著，不時插進一兩句問話。談到紅軍以劣勢裝備戰勝強大敵人，陳賡形容了紅軍戰士的大聲呐喊，勇敢投入白刃格鬥的情景時，魯迅先生高興得笑了，問道：「是這樣嗎？」然後點了點頭說，「先聲奪人嘛！」陳賡還談了一個老大娘掩護傷員的故事，談到紅軍司令員坐在田頭和農民一起抽著黃煙談家常的情況……都引起魯迅先生的很大興趣。在陳賡談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形勢時，魯迅先生拿出張紙請他畫一個草圖。談了整整一個下午，魯迅先生很有興味地聽著，甚至身子都沒有躺下過一次。傍晚，夫人許廣平回來，邀陳賡和樓適夷到廚房邊一間小屋裡去吃飯。魯迅先生親自打開一瓶保藏很久的三斧頭牌白蘭地，請大家喝酒。

　　樓適夷一直不知道他領到魯迅先生家的來上海養病的那個人是誰，直到全國解放後，他在魯迅博物館中，見到了被魯迅先生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勇敢地保存下來的那張鄂豫皖根據地軍事形勢草圖，才知道他那次陪同去見魯迅的人，就是陳賡將軍。

　　陳賡的談話給魯迅先生的印象很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曾多次和馮雪峰說：「寫是可以寫的。」「寫一個中篇可以。」「要寫，只能像《鐵流》似的寫，有戰爭氣氛，人物的面貌只好模糊一些了。」但是他始終沒有寫出來。馮雪峰說：「他那時並不是沒有創作欲望」，「終於沒有寫，顯然由於他不熟悉紅軍及其戰鬥的實際情況，這很難使他造成創作所需要的真實感。」「也說明了他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同時，寫長篇或中篇作品，要有充裕的時間，當時蔣介石在用軍隊「圍剿」紅軍外，在上海各地對革命文化界也在組織「圍剿」，作為革命文化界的主帥魯迅，不得不以筆為槍和反動當局進行短兵相接的戰鬥，就很難有時間顧及其他了。

　　兩次會見文學大師魯迅，給陳賡富有傳奇性的生涯增添了色彩斑斕的篇章。

　　由於牛惠霖大夫的熱情接待，安置在最好的房間，還請幾位專家來會診，因而陳賡的腿傷痊癒得很快。雖然因為兩次療傷，陳賡和牛大夫熟悉了，但地下工作的紀律，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牛大夫只知道他的名字，對於其他情況只是猜測而已。關於這個情況，陳賡曾在1949年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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