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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用這樣虔誠的口吻表示對勞動人民的敬佩的讚頌,並且謙恭地把自己和勞動人民加以對比而自愧不如,這樣的態度,與冰心過去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相比,又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比起以前寫作的《最後的安息》、《六一姐》來,固然是有了極大的不同,就是比起十年前寫的,態度已有很大改變的《分》和《冬兒姑娘》來,也可看出明顯的變化了。

  冰心對於忍辱負重,吃苦耐勞的中國婦女,一直抱有深深的敬意。她在開頭的那篇《我最尊敬體貼她們》裡,就說過:「在散離流亡的抗戰時代,我看見過多少從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養尊處優的婦女們,現在內地,都是荊釵布裙櫛風沐雨的工作,不論家裡或辦公室裡,都能弄得井井有條。對於這種女人,我只有五體投地。假如抗戰提高了中國的地位,提高了軍人、司機、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則我以為提得最高的,還是我們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婦女。」

  冰心對女性的瞭解很深刻,評價也適當:「我對於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穩靜,很健全。她既不是詩人筆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戀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們一樣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動物。不過她感覺得更敏銳,反應得更迅速,表現得也更活躍。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顏色,也多些聲音。在各種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極端。她比我們更溫柔,也更勇敢;更活潑,也更深沉;更細膩,也更尖刻……世界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正因為冰心對女性有如上這樣一種看法,她才又在《關於女人》的《後記》裡,繼續抒發了她在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開始形成了的愛的哲學:「女人似乎更重視親子之愛,弟兄姐妹的愛,夫妻的愛,朋友的愛……她願意為她所愛的對象犧牲了一切。實際上,還不是她願意不願意的問題,她是無條件的,『摩頂放踵』的犧牲了,愛了再說!在這『摩頂放踵』的過程之中,她受盡人間的痛苦,假如犧牲而又得不到代價,那她的痛苦,更不可想像了。」「你說,叫女人不『愛』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創造她,就是叫她來愛,來維持這個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廠裡,一架『愛』的機器。不必說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帶上個『女』字,她就這樣『無我』的,無條件的愛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冰心這本《關於女人》,與她過去的作品風格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在冰心的作品群中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她象自己的童年時代那樣,又一次地女扮男裝,不過這次不是穿上小軍服,佩上小軍刀,而是用自己的那枝生花妙筆,和非常俏皮的筆名「男士」了。她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喜歡,筆頭也極端勝任,因此使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扮相也十分美好。這樣的扮演給作品增加了很多的幽默,同時也增加了很多的情趣。冰心這位細心的「男士」,絕不顯露自己女性的真身,但又常常運用一些妙語雙關的神來之筆,使得瞭解作者真相的讀者,不禁要拍案叫絕,讚賞作者的幽默,同時敬佩作者的聰明。比如:在《我的母親》裡,她寫了這樣一句話:「在我底下,一連串的又來了三個弟弟。」又寫了這樣一句話:「我的至愛的母親,我現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並沒有失卻了『家』之一切!」在《我的擇偶條件》裡,她又這樣寫道:「天哪,假如我真是個女人,恐怕早已結婚,而且是已有了兩三個孩子了!」在假設中,吐露出了冰心自己實在的情形,而又不露痕跡,真是妙趣橫生,引人入勝。

  正因為《關於女人》的別致儁永,所以此書一出版,就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很快地,就成了一本暢銷書。一版,再版,連續地出,連冰心自己也說:「國內各報的『文壇消息』上,都在鼓吹著『《關於女人》銷路極暢』,而在美國的女朋友,向我索書的時候,還摘錄美國的文藝雜誌,稱譽《關於女人》為:『TheBest—Sellerinchingking』」①。TheBest—Sellerinchingking這句英語譯成漢語,意思就是:重慶的暢銷書。

  除去這個集子之外,冰心過去的作品,還由巴金主持,重新編輯成為《冰心著作集》(包括《詩集》、《小說集》、《散文集》),在大後方的重慶出版了。關於這件事,巴金這樣說:「有一天我同冰心談起了她的著作,說是她的書應該在內地重印。她說:『這事情就托給你去辦吧。』我答道:『好,讓我給你重編一下。』就這樣接受下來她的委託。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編好的三冊書交給開明書店刊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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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關於女人〉再版自序》
  ②巴金:《〈冰心著作集〉後記》

  除去《關於女人》之外,冰心還在重慶寫了幾篇題材很不相同的散文與詩。象上面提到過的以日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為題材而作的詩《鴿子》,就不僅記述了日本飛機如何騷擾重慶的平民,還表現了冰心這位剛毅的母親,如何用慈母的胸懷,保衛著自己年幼的孩子。象描寫她在重慶的新居與生活點滴的《力構小窗隨筆》。象紀念她在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留學時的同學,抗戰時期死在重慶的女農學家沈驪英女士的散文《悼沈驪英女士》。沈是一位自強不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踏踏實實的科學工作者,又是一位「助夫之事業成功為第一,教養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之成功為第三」的最典型、最模範、最聰明、最識大體的賢妻良母。她有幸福的婚姻,又有美滿的家庭,還有自己熱愛的事業,但在抗戰時期的艱苦環境中,終因勞累過度而死亡。還有象回憶性的散文《我的童年》,這是應一位名叫李曼瑰的學生之約,而為李在編輯的一個婦女刊物而寫的。象為吳文藻的朋友羅莘田教授的一本「自雲南昆明至四川東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遊記」《蜀道難》所作的《〈蜀道難〉序》。其實這篇《序》中寫的並非關於這本遊記的本身,而是寫作這本遊記的這個人。象在戰爭結束之前不久,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悼念她的多情的老友——她在福州女子師範預科時的同學,五四運動時期女學界聯合會活動中的同伴,抗戰期間對山而居的遠鄰,又是她的同鄉的王世瑛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王世瑛是北京女高師的畢業生,「五四」時期另一位女作家廬隱的同窗好友,她有一個極為美滿快樂的家庭,但卻沒有等到抗戰勝利,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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