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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祿兒在病中的呻吟,使何彬忽然想起了許多童年時代的往事——他的慈愛的母親,家中院裡的鮮花,還有天上的繁星,等等。尤其是當何彬本人也病倒了之後,護理他的白衣婦女,使他以為是慈愛的母親已經來到了自己的身旁,特別是在何彬的幫助之下恢復了健康的祿兒,也到醫院裡來看望他,給他留下的那一段話:「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的這一段歌頌母愛的話,深深地震動了何彬的靈魂。這個原來被人認為心腸很冷的人,竟然淚流滿面。他不僅接受了祿兒的啟示,而且極為誠懇地向這個孩子表示:「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裡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啊!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在《超人》中,冰心想用母愛這一個無病不治的藥方,來醫治象何彬這樣的患著憂鬱症的青年人。這正如她在《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中,想用童心這一個無病不治的藥方,來醫治淩瑜這樣的患有厭世症的青年人一樣。這是她的善良的願望,她希望象何彬這樣的同時代人,能夠從苦悶、悲哀、抑鬱、幻滅的精神境界中擺脫出來,重新走上熱愛生活、熱愛社會、熱愛人類的道路。

  因為當她自己苦悶、彷徨的時候,她也是用「母愛」這一無病不治的法寶,來醫治自己的:

  母親啊!
  撇開你的憂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懷裡,
  只有你是我靈魂的安頓。①
  母親啊!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它的巢裡;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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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冰心:《繁星·三三》
  ②冰心:《繁星·一五九》

  然而,冰心為何彬、淩瑜這樣的青年找來的醫治厭世病的藥方,是否就是一劑對症下藥的藥方呢?

  童心,母愛,這兩個被冰心崇尚得甚至已經帶上點兒神化了的情感,是否就是醫治一切精神疾病的無往而不勝的法寶呢?

  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超人》發表之後,立刻在知識分子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為冰心的《超人》審稿的茅盾,在《小說月報》發表達篇小說時,特地用「冬芬」作筆名,在這篇小說的末尾,加了一個《超人·附注》:「雁冰把這篇小說給我看過,我不禁哭起來了!誰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冬芬附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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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1921年4月10日出版。

  頭腦冷靜的茅盾,竟然能被這篇小說感動得流淚,可見冰心筆下的何彬,是如何的典型了。他確實地代表了當時一大批具有如此思想感情的青年知識分子。

  象何彬這樣的一批青年人,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急驟地覺醒,抱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認識,投入了樂觀救世、改革社會現狀的呐喊洪流之中,不久,就在中國特有的現實生活面前,到處碰壁,一直碰得頭破血流,因而又急驟地跌入了悲觀厭世,甚至是悲觀恨世的深淵之中。其中有些痛苦得不能自拔的青年,就走上了與社會決絕,因而決心自殺的道路。翻開當時的報刊,有關這類青年自殺的報導,時有所見。

  冰心通過淩瑜、何彬這樣的人物反映的,就是這種時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動得下淚。

  茅盾在這篇小說發表了十四年之後,在他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裡,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發表於1921年,立刻引起了熱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劉綱的《冷冰冰的心》,見《小說月報》第13卷3號),並不是偶然的事。因為『人生究竟是什麼』?支配人生的,是『愛』呢,還是『憎』?在當時一般青年的心裡,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冰心在《超人》中間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她把小說題名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實在並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筆下,大概只有「愛」,才是唯一能夠拯救青年靈魂的法寶。題材與《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說《煩悶》中,那位沒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稱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個患了厭世症的青年人。從他童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看,簡直就是冰心本人經歷的再現,他「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寞的海隅生活,看著渺茫無際的海天,聽著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裡對著百問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他」雖然是個男性,但他表現出來的憂鬱和煩悶,恐怕在相當程度上是表現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過冰心的抑鬱和煩悶,不象「他」的那樣強烈,那樣極端,那樣難以排解罷了。

  「他」也象何彬和淩瑜一樣,是個患了憂鬱症的青年知識分子。

  他被一種幻滅的情緒支配著,覺得自己與這個社會實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見一位聰明的同學,就想:「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

  他看見兩位同學之間,一會兒壞,一會兒好,內心就生出了這樣的感慨:「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為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著無名的煩悶,同學們吃飯去,他偏不吃飯去,還想:「到底是吃飯為活著,還是活著為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

  他在煩悶已極的時候,還寫了一篇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時代人的共同的苦悶。這篇文中之文的題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機》,「他」在其中這樣地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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