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80)_學達書庫

八〇

　　關於反右、劃右、平反、改正的長過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這裡多講了。為了保護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戰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來替那些受害者講一句公道話。帽子是別人給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別人潑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鈴還是系鈴人」。這是歷史的報復，也是歷史的懲罰。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葉非英的身上也不會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廣東朋友陳洪有兄的來信，談起葉非英的事情，他說：「我是五〇年一月回廣州的，非英兄繼續辦新民中學，我也在學校同住了半年，五〇年間非英和我一同參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選為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我也參加南方大學和土改離開新民中學。五三年新民中學改為十四中學，非英兄成為十四中學教師。我在土改結束後轉到十三中學，直到反右鬥爭時，一個幹部問我：『葉非英在反右鬥爭中表現怎樣？』我說：『葉非英很沉著，少講話。』那幹部說：『少講話，也還是右派。』後來我才聽說各單位劃右派有一定的指標，凡在指標內的人，不管你多講話少發言，都不能逃脫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們都去農場勞動，每逢例假回廣州，我沒有一次見到非英兄，聽說他劃為極右，在石井勞教場勞動，例假也不能出來。後來聽說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勞教常有一天我遇見一個與非英兄同在勞教場勞動的熟人，據說：非英兄勞動認真，有人勸他說：『糧食不夠，吃不飽，身體虛弱，你還這樣賣力氣去勞動，不怕送老命麼？』葉說：『死了，就算了。』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糧食欠缺，特別是下去勞動的人經常吃不飽，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豬的飼料，餓得發慌的人不得不以豬食充饑，我也吃過無數次，幸而我的身體底子好，沒有發玻非英體弱，有一次吃薯藤，發病瀉肚，沒有及時醫治，就這樣地在五十幾歲離開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還講到給非英平反的經過。人死了，是非卻並未消亡，他沒有家，沒有子女，過去的學生和朋友卻不曾忘記他。泉州友人寫信給廣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實政策，沒有消息。廣東朋友找民盟廣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為葉非英平反」。洪有信中還說：「教育局說市公安局定葉非英為反革命。我追問：『罪名是什麼？』回答是：『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我對盟組織說：『據我所知，肅反條例並沒有這一條』。盟組織也說『沒有』。我要求盟組織據理力爭，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復函給廣州市民盟說：『關於原廣州市第十四中學葉非英同志的問題最近經我局黨委複查，廣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銷廣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對葉非英同志以歷史反革命論處送勞動教養的決定。廣州市十四中學已將複查結果通知葉的親屬。』……」還有一個五十年代初期在廣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來信講起非英當時在廣州的情況，信中說：「由於他的教齡長，工資也較高，然而他無論住的、吃的、穿的，還是和過去一樣簡樸。他和學校的單身教師住在一起，他睡一張單人小床，蓋的墊的都是舊棉被和舊棉絮。他自己說，這已經比過去好多了。他在學校裡主要擔任數學課，據說在附近幾所中學裡他的教學成績是比較優異的。有個星期天我們去看他，在學校門口遇見，他正要去學生家裡給學生輔導幾何課。……這以後我們才知道。節假日不只是學生找他補習，更多是他走訪學生家庭，給學生輔導功課。他無所謂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葉非英同志的問題已經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了。他活著，沒有人稱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沒有人替他講一句公道話。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翻印過我年輕時候寫的小冊子，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幾部著作可能對他有大的影響，因此我幾次執筆想為他雪冤總感到躊躇，我害怕引火燒身。這一則「隨想」寫了好幾個月還不成篇。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將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沒有資格批評他。他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甚至在三年災害時期、條件差、吃不飽的時候，他還賣力氣勞動，終於把生命獻給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漂亮的話。關於他的死我又能說什麼呢？我翻讀洪有的舊信，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句：「在那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死一個人不如一條畜生。」我想說：「我比非英幸運，我進了牛棚，卻不曾像畜生那樣地死去。」我還想說：「一個中國人什麼時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人，人。」

　　【懷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出外，也很少伏案寫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臺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著欄杆，隔著裡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那麼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戲。顏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

　　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裡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遊西湖，有一兩年春秋雨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隨身只帶一點乾糧，一路上有說有笑。同游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致始終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仿佛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著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劃。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裡，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當時同游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臺北。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〇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跡，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著我，我們只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臺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只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隱、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確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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