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9)_學達書庫

七九

　　三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〇年秋天。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寢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臺，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閒聊。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醫院，就由朋友陳范予幫忙他照料學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範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他也不常到涼臺上來。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乾淨整齊。

　　過了將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那裡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著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非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只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作了這個學校的主持人。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肮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嚕。其實我不是來採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只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對他的所作所為，我只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有時我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讚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只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瞭解。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為學校我就只做過這件小事。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拚搏」是不夠的。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劃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岩，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分別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托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玻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又聽說他第二次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閒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盡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說：「時間不多。」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保留著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並沒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只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四全國解放後我忙著「改造思想」，跟多數朋友斷了聯繫，仿佛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消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麼辦呢？我歎了一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關於他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爭，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正是在充滿希望的最好時候，可是我們沒有想到為亡友做一件事情，當時也不可能為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後大抓階級鬥爭，大樹個人迷信，終於在我們國家開始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五

　　辯證法並沒有欺騙我們，黑暗到了盡頭，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幫」爬到權力的峰頂，便滾了下來。他們把別人關進監牢，最後他們也讓別人關進牢去。我們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於可怕的「十年浩劫」終於見到了天日。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裡的右派，什麼戴著帽子進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於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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