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81)_學達書庫

八一

　　友情有多種多樣。「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當時仿佛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鬆而舒適；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隨心談話，用不著戒備。

　　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我對她的瞭解是逐漸加深的。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文章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隱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復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我同她交談不多，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但是關於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瞭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別人的出身和成份。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只能談個人的印象。關於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倘使別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著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我當面問她，她說在復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著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復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確沒有干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頸了。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丟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只是望著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標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仿佛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欲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漸漸地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蓋老當時還活著，他經營自己的生壙好多年了。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臺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著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著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別。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作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消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干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擴，連石桌石凳全化作塵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優美的藝術絕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壙，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非常幽靜的住處，門前淙淙的溪水，院子裡一株高大的銀杏，我們在窗下階前融洽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另一天下午我們三個人又在靈隱寺前飛來峰下涼亭裡坐了一個下午。我們談得少，我拿著茶杯，感到時間慢慢地在身邊過去，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麼善良的笑臉，多麼真誠，又多麼孤寂埃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周，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

　　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裡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沖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巨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麼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那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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