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8)_學達書庫

七八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傭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只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臺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臺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倖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二

　　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只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只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只見面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佔領鼓浪嶼的消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遊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只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傭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作過大的改動，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注。我這兒說：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我當初加上這個「腳注」，只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確在當時表態就是檢討，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

　　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別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討論了整整三個月。我內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仿佛給我當頭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態的前言後記。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我戰戰兢兢，仿佛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在字裡行間流露。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並不是心平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他後來征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荃麟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態也沒有害處。

　　這些年運動一直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著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國的夢》的腳注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重讀一遍，略加刪改，就放在新的《選集》裡面。我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心裡卻想著一個朋友。在姚文元一夥人圍攻我的時候，他安慰過我。可是在「文革」發動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謂「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我在全國人代會上見過他一面，是那樣瘦弱，那樣嚴肅，我希望他早日度過難關，卻想不到問題越來越多，形勢越來越壞，他居然給關進監牢，而且死在獄中。他為了說服我同意抽去後記，跟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在新版《選集》中又採用那篇後記不僅是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紀念這位敬愛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著編造假話。形勢改變，我不再整天戰戰慄栗地念著「臣罪當誅」，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諒，將來如果有機會重傭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注，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並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著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但這些改變並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只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仿佛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只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不過我並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我並不那樣重視生命。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歷，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人間。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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