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5)_學達書庫

七五

　　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工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顛倒的一切又給顛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關於他我知道的並不多，理解也並不深。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的成就。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紀念雪峰】

　　最近香港報上刊出了雪峰舊作詩八首在北京《詩刊》上重新發表的消息，從這裡看出香港讀者對雪峰的懷念。我想起了一些關於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幾天，住在北京的和平賓館裡，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兒來看我，談起五月初為雪峰開追悼會的事，我說我沒法趕回來參加，我想寫一篇文章談談這位亡友。雪峰的女兒我過去似乎沒有見過，她講話不多，是個沉靜、質樸的人。雪峰去世後不久，他的愛人也病故了，就剩下這兄妹兩個，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瞭解，但是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他們堅強地生活著。

　　雪峰的追悼會一九七六年在八寶山開過一次。據說姚文元有過「批示」不得在會上致悼詞。姚文元當時是「長官」嘛，他講了話，就得照辦。那算是什麼追悼會。冤案未昭雪，錯案未改正，問題似乎解決了，卻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頭。

　　只有這一次要開的追悼會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種追悼會：伸張正義，推倒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我在這裡說「要開」，因為追悼會並沒有在五月裡舉行，據說也許會推遲到召開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的日子，因為那個時候，雪峰的朋友們都可能來京參加，人多總比人少好。

　　我認識雪峰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見他。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詩集出版時我是它的愛讀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從法國回來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參加了共產黨，翻譯過文藝理論的書，同魯迅先生較熟。一九三六年忽然聽見河清（黃源）說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這年魯迅先生逝世，我參加了先生的治喪辦事處的工作，對治喪委員會某些辦法不大滿意，偶爾向河清發一兩句牢騷，河清說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見。我並未讀過雪峰翻譯的書，但是我知道魯迅先生尊重党，也聽說先生對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講什麼了。治喪處工作結束以後，有一天魯彥來通知要我到他家裡吃晚飯，說還約了雪峰。他告訴我魯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並不懷疑這個說法。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時候，我聽見孟十還談起，就趕到科學印刷所去，讀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許廣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還有魯迅先生親筆修改的手跡。關於我的那句話就是先生增補上去的。

　　我在魯彥家吃飯的時候見到了雪峰。我們談得融洽。奇怪的是他並未擺出理論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個普通朋友，並未肅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說是他自動地起草的，為了照顧先生的身體，可是先生改得不少。關於那篇文章他也只談了幾句。其他的，我想不起來、記不下來了。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每次見面，都是這樣，總的說來離不了四個字：「互相信任」。我還記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對面的作家書屋，他常常到我這裡來，有一夜章靳以和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復旦大學，天明前上船，準備在我這裡烤火、喝茶、擺龍門陣，談一個晚上。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了，雪峰來看我，聽說我們又要坐談通宵，他就留下來，同我們閒談到天將發白，靳以和宗融動身上船的時候。現在要是「勒令」我「交代」這一晚我們究竟談些什麼，我一句也講不出，可是當時我們的確談得十分起勁。

　　見第一面我就認為雪峰是個鯁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但有時我也會因為他缺乏冷靜、容易衝動感到惋惜。我們兩個對人生、對藝術的見解並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認為我是在認真地搞創作；我呢，我認為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好黨員。一九三七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這樣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這樣看法，一九五幾年我也是這樣看法，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我看見他動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魯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認為已經過時，雪峰因此十分激動，我有點替他擔心。解放後他有一次從北京回來，說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擔任一家即將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長，我請他代我辭謝。他看我意思堅決，就告訴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來挑那副擔子。我勸他也不要答應，我說事情難辦，我想的是他太書生氣，鯁直而易動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開始了工作。他是黨員，他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一直辛勤地幹著，事業不斷地在發展，儘管他有時也受到批評，有時也很激動。但他始終認真負責地幹下去。他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黨員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這個稱號。誰也沒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會給奪去這個稱號，而且一直到死他沒有能看到他回到党裡的心願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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