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4)_學達書庫

七四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埃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電報托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帳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佈，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沒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匯月刊》上發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的工夫了。

　　還是來談反「胡風集團」的鬥爭。

　　在那一嘲鬥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不很客氣，我說我慢慢寫篇文章談路翎的《窪地戰役》吧。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來組稿，我正在作協分會開會，討論的就是批判胡風的問題。到了應當表態的時候，我推脫不得，就寫了一篇大概叫做《他們的罪行應當得到懲處》之類的短文，說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表了態，頭一關算是過去了。

　　第二篇就是《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但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做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只好推行這種歪理。

　　寫第三篇文章，我本來以為可以聰明地給自己找個出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經過我大概不會記錯吧。我第二次從朝鮮回來，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

　　後來《窪地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我知道在志願軍戰士同朝鮮姑娘之間是絕對不允許談戀愛的，不過路翎寫的是個人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願望。有什麼問題呢？

　　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我被迫參加鬥爭，實在寫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選了《窪地戰役》作為槍靶，批評的根據便是那條志願軍和當地居民不許談戀愛的禁令。稿子寫成寄給《人民文學》，我自己感到一點輕鬆。形勢在變化，運動在發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政治術語，更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權利隨意給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臨時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我寫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現在卻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人民文學》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討」。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於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只好馬上公開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不管怎樣，我只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藉口：「天王聖明」。當時我的確還背著個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爭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爭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別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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