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我默默地望著它們。它們刺痛我的眼睛。可是我卻不能把頭掉開。「它們也曾經是跟我一樣的活人埃」這個念頭折磨著我，一直到我跟朋友們一塊兒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又去參觀監房。那些破爛的房屋使人覺得它們是荒廢了的養馬處。房裡沒有一樣東西讓人想到在這裡曾經住過了上千的人。在這裡沒有圖片，沒有模型，也沒有任何的陳設。我們看到的不論男監或女監，全是些蓋著屋頂的空地，男監和女監自然是分開地設在兩處。毀滅營的面積一共是一百七十五公頃，所謂「希姆萊城」（Himmlerstadt）就在這裡，當時它是一個繁盛的奴隸城和死亡城。現在就只剩這些破屋和縱橫交叉的電網了。從許多文件中，從見證人的敘述中，從焚屍所的殘跡上，我們知道德國屠戶們曾經企圖消滅他們的罪行的一切痕跡。可是現在那無數的白色骨粒就在向世人控告他們。這是最有力的證據。它們告訴了世人：法西斯主義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

　　天色仍然陰沉。冷風吹在我的臉上。波蘭的冬天的日子是相當短的。我們不會在這裡久留了。火車還在站上等待我們。阿來克斯在催我們走。我把告別的眼光投在這一片荒涼的「墓地」上。我想起那幾百萬被殺害的生命，我想起幾年前在這裡的生活的情景；我想起那些人，他們被納粹到處追來趕去，在歐洲各大城市裡飄流，最後被騙到這裡來，德國政府說是送他們到波蘭和南俄去就業，可是一下火車他們就讓人送進了毒氣房，東西全給搶光，身體變成了焚屍爐中的灰土；我想起那些人，他們在集中營裡受盡侮辱，在納粹的工廠裡耗盡他們的體力，他們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只為了最後的一個結局：焚屍所；我想起那些被拆散的家庭，父親眼看兒女，丈夫眼看著妻子被人從自己的身邊活生生的拉開，帶進毒氣房去，自己卻不得不為那些殺死他們親人的仇敵工作賣命。我又想起那個整日不斷的進毒氣房的行列：從別處送來的那些命運已經決定的人直接由火車運去；從集中營裡挑選出來的囚人被党衛軍押著徒步走去；身體虛弱不能走路的囚人便由卡車載去。我想著，想著，我知道那詳細的情形：從火車站月臺（就是我們下車的那個月臺吧。）到毒氣房中間還有一段路，這路永遠被囚人的行列連接著，因為人們得等待毒氣房裡出清屍體。路中間還有卡車來往，專門搭載那些從鐵路來的老、幼、並弱的人。路旁兩邊的溝裡站了許多納粹党衛軍，用機關槍對著他們瞄準。一個党衛軍大聲對囚人說，他們身上太髒，必須進浴室去洗澡消毒，才可以到集中營裡居祝囚人們進了焚屍所的天井就被趕進「化粧室」去，在那房間的門上人用德文寫著「洗浴與消毒室」（Waschund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別種文字的譯文。在「化粧室」裡還有記著號碼的掛衣釘。納粹党衛軍還囑咐囚人要牢牢記住那些掛衣釘的號碼，以後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許多。脫完衣服，他們又被帶到一個走廊上去，這就是通毒氣房的走廊了。毒氣房裡已經生過了焦炭盆。這熱氣可以使摻化氫更容易蒸發。這時候納粹党衛軍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強迫兩千個囚人擠在一個只有二百五十方碼的地方。毒氣房的天花板上也裝得有淋浴的「蓮蓬」，可是從來沒有水從那裡流下來。天花板上另外開得有四個特別的洞。門一關上，房裡的空氣也被抽出去了，毒氣（摻化氫）就從那四個洞裡放進來。毒死這一個房間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鐘，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減少為十分鐘。等到門再打開時，死者都現著一種半坐的姿勢。屍體是淡紅色的，身上現出來紅的和綠的點子，有的人嘴上帶著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許多的死屍睜著眼睛，許多的死屍緊緊摟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門口，只有少數人留在毒氣洞底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個人，我有人的感情埃我的神經受不了這許多。對著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夠說什麼告別的話呢？對著這荒涼的幾百萬無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夠說什麼告別的話呢？然而我能夠默默地走開嗎？我遲疑著。

　　就在這個時候阿來克斯來給我幫了忙。他走過來催促地說：「快走。別的代表團已經走了。我們還要到克拉科去。在那裡你們可以看到我們新建立的鋼鐵工業。我們正在那裡建築一座社會主義的新城。我們波蘭人已經戰勝了法西斯主義。」他說著，臉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們戰勝了法西斯主義。」我毫不遲疑地回答道。

　　我跟著他走了。

　　我們又坐大汽車回到火車站去。在那裡有著成群的波蘭青年捧了鮮花在等待我們。我記起了一個亡友的遺言：「青年是人類的希望。」

　　【懷念胡風】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在一個團，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團。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從上海同車赴京，在華文學校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房間。我總是出去找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作過長談，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儘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帳，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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