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70)_學達書庫

七〇

　　「這是死牆，在那軟木板前納粹曾經槍殺了兩萬六千個囚人，死在木板旁邊那個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們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產黨員，還有些優秀的科學家。」說明員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一忽兒。我一邊聽阿來克斯的翻譯，一邊從高高的鐵欄裡望那個十號房和十一號房中間的天井，望那塊相當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個聳立在牆邊的絞架。我知道「死牆」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兩手給納粹們用有刺的鐵絲縛得緊緊的，一直到刺陷進肉中，他們面向著死牆，由劊子手從後面朝他們的頭打進槍彈去。

　　「牆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們的血。據說納粹党衛軍逃走時曾經有人提議推倒死牆，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們來不及做許多事情，他們只毀掉了軟木板。現在立在牆邊的木板還是後來重做的。」阿來克斯繼續把說明員的解釋翻譯給我們聽。我的一雙近視眼看不到血跡，可是我看見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並沒有被人忘記，而且永遠不會被人忘記。我記得一個叫做約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歲的波蘭青年，他因為寄了一封信出去，敘述了集中營裡的真實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號房的號牌上有一行波蘭字，意思是「死屋」。「這是政治犯的牢房。這裡頭的情形可以跟歷史上最可怕的監牢相比。」當我的腳踏上門前臺階的時候，我聽見說明員的這樣的解釋。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羅要塞，想到了席呂塞爾堡。但是納粹特務們的殘酷超過了專制的帝王。從彼得保羅要塞和席呂塞爾堡，還有不少的囚人活著出來，用他們的著作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而這裡卻是一所名副其實的死屋，沒有一個囚人能夠活著走下這個臺階。但是今天我們卻昂著頭進去了。

　　審判室裡還掛著希特勒的照片，室裡的陳設保存著原來的樣子。據說在當時一點鐘裡面可以審判六十個人。這裡有好些監房，房裡缺少流通的空氣，納粹特務們像堆沙丁魚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凍和餓之外，他們還發明種種殘酷的刑罰來對付囚人。我們到了地下室，在那兒看見一個小小的房間，水門汀的地上只有一個小木桶，沒有床，沒有桌椅。

　　這個地方經常關著三十個囚人。那扇木板門現在永遠開著，上面留著許多人的名字。我認出一個用綠墨水寫下的蘇聯戰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謝米諾夫。我沒有時間，我也沒有勇氣再去辨認別人的筆跡。在這扇木門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對我們講話。他們要我們給他們證明他們並非白白死去。

　　我記得布痕瓦爾特集中營裡的一個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個維也納的電影製片家漢伯爾（Hamber）因為是一個猶太人，在集中營裡被納粹特務們虐殺了。他的兄弟親眼看見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營負責人那裡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見證人都不敢說一句真話，但是弟弟漢伯爾卻勇敢地說：「我知道我會為了這次的控告死去。不過將來，這些罪人也許會想到有人控告他們，便不敢那麼大膽妄為。要是這樣我就不會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裡面。但是他的名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他的話至今還鼓舞著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在這木門旁邊就立著一個像殺死年輕的漢伯爾的地牢那樣的東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門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們的骨灰早已跟波蘭的土壤混合在一塊兒了。波蘭人不會忘記這些從歐洲各國來的殉道者。古老的波蘭變成一個年輕的國家，這中間也曾得到他們的血的灌溉。

　　離開木門走不到幾步，我就到了地牢。同來的朋友們都看過這個「東西」，而且陸續地走開了。我正朝著地牢走去的時候，一個朋友迎面過來，對我搖搖頭痛苦地說：「這麼一人小地方，要站四個人。真可怕。」

　　說到「地牢」，絕沒有人想到它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這只是一個較大的煙囪。四周用磚牆圍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開了一個小洞。現在已經把上層的磚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進去，我也可以爬過斷牆從容地站在裡面。可是在從前這磚牆一直高到屋頂，沒有留一點縫隙，人被封在這裡面，絕不能活著出來。坐地牢不過是一種慢性的死刑。漢伯爾就是被納粹特務們這樣處死的。

　　我們從一間陳列室走到另一間，從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們看見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這個特製的刑具上應該留著受難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見一個人赤著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個人的粗大的手捏著鐵棍朝那身上打去。

　　這只是一個作家的幻想。鐵棍安靜地躺在架子上。它應該起鏽了。

　　另外還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們叫做「死屋」。它們是那些被挑選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納粹屠戶們在奧斯威辛的大門口大寫著「勞動使人自由」的謊話，可是在集中營裡卻遵守著一個規律：只有能夠勞動的人才有權生存。因此雖然營裡也有醫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卻不斷地讓人帶出去殺害。這種辦法在奧斯威辛就叫做「挑馴。它使得沒有一個人敢進醫院。

　　於是党衛軍的醫生們就擴大了這種挑選的行動。他們開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間挑選病人，他們並不檢驗身體，只憑個人的印象，只憑囚人的相貌，斷定一個人的生死，所以身體虛弱的囚人一看到醫生們到來，立刻昂頭挺胸，努力避免現出生病的樣子。可是這也沒有用。那個維也納人保羅·克呂格爾（PaulKrüger）只因為身上有一個盲腸炎的舊傷疤，就被選中了。看了營裡留下來的統計表，我們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這十四個月中間，單是在布惹秦加的驗疫營一個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個人中選死亡，刑場就在二十號房的外科手術室或者在二十八號房。殺人的利器是注射針。中選的人坐在一把類似牙醫用的椅子上，兩個囚人捉住他的兩隻手，第三個囚人拿著他的頭，並且用毛巾縛住他的眼睛，然後納粹屠戶用一根長針刺進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並不馬上死去，他只覺得眼睛發黑，什麼都看不見。

　　另外那幾個幫忙打針的囚人便把他帶進隔壁一間屋子，讓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裡還可以活二十分鐘。那個叫做克勒爾（JosefKlehr）的党衛軍班長對這種注射很感興趣。要是他覺得醫生們挑選出來的囚人太少，他還要自己出去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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